中美脱钩的主观意愿与客观上的不可能性

中美脱钩的主观意愿与客观上的不可能性

(2020-08-10 09:25:21)

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更是陷入冰点,再加上下半年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更是让这种陷入冰点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对中国攻击更是有增无减,中国与美国在贸易、科技、金融、国家安全等问题上角力已经在全面升级,所以,“中美脱钩”的问题也成了全球政商最为关注的热点。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份曾警告,“与中国完全脱钩”仍然是一项政策选择。同是,中共中央中联部前副部长周力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要主动准备应对外部环境恶化,其中包括“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他表示,必须有“中美脱钩最终难以避免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出现中美脱钩,对中国各个方面都会重大影响。

不过,“中美脱钩”为何突然会成为全球政商及学界关注的焦点?其根源在哪里?中美脱钩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它对中国及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界讨论甚多,众说纷纭。我们只有站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与研究,才能找到其根源,把握其问题的本质及找到应对的方式。这是本文讨论“中美脱钩”问题的基点。

首先,从近几年全球各国的政治生态来看,为何具有极端民粹意识的政治人物突然冒起及纷纷当选?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选民投票给极端民粹党等都是如此。而这种现象出现很大程度上又与现代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社会精英聚集有关。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他们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万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来的大趋势。而这种大趋势,随着1980年代信息时代到来,新的一轮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的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更是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所以,由于财富收入分配差距越演越烈,没有分享到这一轮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的经济成果的失意者也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寻求代理人来释放其压力,来改变其现状,所以去全球化则是这场中美脱钩的重要的宏观背景。可以说,特朗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第一政治要务就是推行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重订全部的贸易规则,及去全球化,并希望主观上以此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而中美脱钩则是特朗普推行的政策的重要一环。

其次,在2015年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由此,中美关系将开始出现“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恶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所以作为民粹主义者的特朗普,他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恶化中美关系政策。其一大标志就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这个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中美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等,由此中美脱钩也成了美国政府的实施战略。

也就是说,中美脱钩是与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有关。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主要是指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所谓的“接触政策”就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让中国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所谓的“规锁政策”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Containment)相比,“规锁政策”不是通过孤立或隔绝等途径等待目标国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以致崩溃,而是致力于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就此,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得非常清楚。该报告开始将中国和俄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而且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也刊出了对40年来中美外交关系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2018年第3-4期撰文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他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该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

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中国“精明地”利用了现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从而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中美关系也开始进入质变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民意也发生的较大的变化。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目前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就美国的民意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形势是十分严重的。所以,美国政客们只能适应这种民意,这更容易强化中美脱钩的实施战略。

可见,中美脱钩的本质实质上是中美关系质变的结果,是两种市场制度(成熟市场经济与准市场经济制度)、两种政治制度及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冲突与格力,就是美国希望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从这角度来说,对于中美脱钩的含义,我们可以多层次来理解。

首先是由“接触”到“规锁”。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的大经济强国,其政府行为及企业行为都得符合他们认可国际市场准则,而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要求。比如,中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的谈判及对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新规定,都包含着相应的内容。比如,2019年9月9日,美国SEC通过了关于《国内交易市场订单汇总审计计划》的补充规定,重点是要求那些原来只须自我审计的公司,须按新规定向“管理委员会”提交完整的内部审计报告,以及每季度审计进度报告。这项新规定针对的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并为调查中资上市公司的行动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因为,以往中资公司在美国华尔街上市融资,一直可以绕过美国的常规审计要求。中资公司审计都在中国进行,而审计团队向SEC提交审计报告,但审计底稿、具体运营数据等一些关键信息不交给美国SEC。这导致人们怀疑中资公司为了上市而造假,并在上市后圈美国人的钱。事实上,正因为美国SEC在监管上存在这些漏洞,不少到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帮助下,财务数据造假,严重损害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这种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规定,或这种类型的中美脱钩并非完全是要让中国企业及公司完全退出美国市场,而是中国公司要进入美国市场,不是以中国的准市场规则行事,而是要遵守美国的市场规则,向成熟的市场规范看齐。

其次,今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国际产业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今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突然之间,来自中国的供货中断,美国的工厂要么面临贸易断航、要么因为自己不属于“关键产业”而被迫停工。尤其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防疫物资以及胰岛素等基本药品领域,对其影响力之外国家的依赖性更是暴露无遗。这不仅造成了医疗公共卫生品的严重短缺,民众抢购,也对医护人员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对此,各国政府都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动员改善,但还是困扰重重。这必然会引发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认为过去30年来的全球化不断深化,却导致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外包(off-shore)。这不仅丧失了本国居民的工作机会及对基本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也使各国暴露在供应链的风险中。所以,未来美国的基本战略物资产业链回流是大势所趋。但对一般性商品来说,美国可能会减弱对中国产业链的完全依赖性,但以此与中国产业链完全脱钩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美国的消费者不会因为价值观而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同一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意算盘是让美国跨国企业撤出中国、迁入美国,这只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观愿意,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中美在产业链上脱钩只能基本战略物资产业链回流及减弱对中国一般性商品产业链的完全依赖,而不是完全与中国产业链脱钩。

第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中美脱钩基本上是玩假的。无论最近特朗普对中国看上去闹得多厉害,只是为了短期选举而已。因为特朗普推出的中美脱钩的战略,基本上是他一生推行对交易对手极限施压的技巧,他主观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交易对手威逼到一种极限,以便让交易对手在恐惧中就范,然后来算计着其利益最大化。从2年多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新书中所透露的信息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对于中美脱钩无论他叫得如何厉害,只要这种政策对其所算计的利益不利时,特朗普随时都会改变主意。目前全球各国对特朗普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之随风起舞,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所以,接好特朗普的招就是摸清他今年选举要算计的利益在哪。

第四,中美脱钩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质变及美国民意的重大转变。这是中美脱钩问题的现实基础。它不仅会左右今年11月份美国的总统选举,也将严重影响美国未来对中国各项政策。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中美关系的质变是两种市场制度、两种政治制度及两种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胁逼及短期利益输送来化解的,无论是谁上任美国总统都是一样。所以,面对中美脱钩问题的严重性,最好应对方式就是让中国经济制度更加市场化,及向世界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否则,所面对的中美脱钩问题会越来严重。

总之,中美脱钩更多是美国政客主观上的意愿,客观上的可能性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中国最为重要的应对的方式是完善自身来适应世界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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