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特朗普的一封“奏折”, 为确诊50万埋下祸根?

误导特朗普的一封“奏折”, 为确诊50万埋下祸根?

文化纵横 2020-04-11 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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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萨克·肖蒂内 | 《纽约客》记者

吴启涛、吴淑华(译)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据报道,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50万例,死亡病例已超1.8万例。有论者言,年初疫情爆发后,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都未给予足够重视和积极应对,以致泛滥成灾。本文为《纽约客》记者肖蒂内(Isaac Chotiner)对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爱泼斯坦的专访。文章认为,作为胡佛研究所的重要智囊,爱泼斯坦发表于3月16日的《展望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在共和党内特别是特朗普身边的圈子里广泛传播,某种程度上对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决策产生严重误导。爱泼斯坦的主要观点有:(1)美国媒体的对疫情感染人数的预测是失实夸大的;(2)根据艾滋病及梅毒的传播经验,病毒传播会有一个从暴发到递减的趋势,而新冠病毒传播不排除有此特征;(3)基于进化论观点,新冠病毒具有潜在的弱病毒性,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而非过激反应;(4)基于美国国家能力与医疗体系,美国可以应对疫情,但要极力避免过激反应产生的毁灭性影响。然而,近20天以来的疫情状况,事实上使得爱泼斯坦的部分论点不攻自破,以至于本文作者认为爱泼斯坦应为疫情失控,承担思想理论上的责任。

本文是肖蒂内与爱泼斯坦对话实录,原载《纽约客》2020年3月30日,由“法意读书”编译后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误导特朗普的法学教授“奏折”,埋下了疫情恶化的种子》

在将新型冠状病毒形容为“看不见的敌人”并借此自封“战时总指挥”后,特朗普近日在推特上对此次疫情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宣称“我们不能使控制疫情的代价超过疫情本身!”除此之外,特朗普多次强调道,他希望美国在复活节,也就是4月12日,恢复正常秩序,尽管这与绝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相左。当然,在3月29日特朗普做出了让步,将联邦社交隔离指导方针的有效期又延长了一个月。根据《华盛顿邮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特朗普身边的共和党人与多名官员曾传阅一篇由胡佛研究所的专家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所撰写的文章,这篇标题为《展望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新冠病毒的潜在扩散风险与严重性。”

作为一名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爱泼斯坦在3月16日于胡佛研究所的官网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在文章中,爱泼斯坦对世卫组织将新冠定义为全球流行病的决定提出了质疑,称“公共卫生官员们(在对待疫情上)做得过火了,”同时,他预测新冠在全美范围内至多造成五百例死亡病例。随后,爱泼斯坦将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五千,将之前的数字称为错误预估。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境内带走了两千人(截止到4月9日,这一数字已超过一万四千)的生命;尽管受各地遵循社交隔离建议的程度不一影响,流行病学家对新冠死亡人数的预估意见不一,但他们所提供的数字依然比爱泼斯坦的预估高出了许多。

同时,在3月22日,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管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预估到,全美将会有总共超过十万人因新冠而丧命。作为对时事的回应,爱泼斯坦在3月23日发表了“对新冠病毒的过度反应”一文,称“进步派总希望通过大政府规划控制每个人的生活,但经济发展无法由政府左右。各级政府目前实施的禁令已为股市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些禁令恐怕只能拯救一小部分身处危机中的民众。”

作为一名颇负声望的法律学者,爱泼斯坦以他对宪法持偏向自由主义的解读而闻名。同时,他也因经常参与争议性话题的讨论而时常走进公众的视野中;在去年秋天,爱泼斯坦还在胡佛研究所的网站上声称“怀疑论者们是对的,目前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实气候危机的存在。”在3月25日,我与爱泼斯坦就新冠疫情进行了电话联线。在这次交谈中,爱泼斯坦提出了一系列保守医疗专家抨击的观点。在下列对话中,我们对爱泼斯坦发言中的事实性误差进行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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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文章截图)

▍如何看待对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的预测

问:你想通过你对新冠的发言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爱泼斯坦:我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首先,我不是政治家。我所做的仅仅是观察了《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标准病毒模型,而我只是单纯地认为,这个由其他模型支持的病毒模型所隐含的假设是合理的。在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我对疫情的预估,而是观察现有的感染曲线,而这条曲线预估道,在七月左右,新冠病毒将会在十天内感染近千万人,而以我对进化论的认知而论,这个数据一定是错的。在我看来,分析了2009年H1N1流感的传统病毒模型比现有的夸张模型要更准确,更加有说服力。

(采访者注:根据纽约时报的模型,若政府与公民不采取措施,全美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一百万;而将干预措施带入计算后,死亡数字显著地下降了)

问:你在上周写道:“如果现有的死亡人数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当疫情结束时,现有的六十七例死亡病例将会转化为大约五百例死亡病例。”目前,全美境内已经积累了超过八百例。(截至此文发表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两千;截至4月9日,这个数字已超过一万四千)

爱泼斯坦: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我已经就这个言论做出了修正,而我也对曾发表那个言论后悔不已。但我对解释自己的数据并不是很感兴趣,我更愿意去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其他推测有误。

问:但你的数据在一周内依然在一周内翻了一番,而目前的数据已经……

爱泼斯坦:我知道,但重点是,首先,那个(推测)只是一个简单而愚蠢的错误,你永远不应该相信一个预估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为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百分之一的模型。但如果你将这个百分比扩张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突然间,你会发现总死亡人数同时上涨了五到十倍。

其次,假设我应该更明智些,并指出(就像我之前涉及流感疫苗和H1N1流感的预测那样)如果采用我的模型作为基准,上涨的死亡人数字应该在十五万到四十万之间浮动,而不是现有的模型所预测的上百万。

另外,别忘了这个模型可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会达到这样一个死亡数字,即使是在意大利。当然,我依旧对之前的“五百人”言论感到抱歉——那或许是我这辈子最为糟糕的一次涉及公共关系的发言了。

▍病毒的进化将产生何种效果?

问:你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公众对普通流感与新冠病毒的反应差别如此之大?”你现在依旧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吗?

爱泼斯坦: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们倾向于将新冠疫情对待为一个独特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标准模型已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辨别哪些参数应该被使用,从而得到上述的预估。而在现有的情况下,你不能采用指数式预估,若由死亡数字一再翻倍,到了某一个节点大家基本上都死光了。

因此,你需要一个能够解释为何死亡人数增速在一开始呈爆炸趋势,之后逐渐放缓直到归零的模型。你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而我对我所推崇的理论再熟悉不过了,它曾在上世纪80年代我预测艾滋病病例时得出了不错的预测结果。这套标准模型是这样的:你在疫情开始时得到一个原病毒,而它的传播范围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相应地改变,有些很严重,有些则不然。当你将病毒放入一个新环境中时,比如柯克兰养老中心或至尊公主号邮轮,人们对病毒是毫无防备的。以柯克兰养老中心为例,它的住户又以老年群体为主,而病毒在易感染群体中不断变异。最终,新冠病毒进化为超级变体,并在短时间内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采访者注:波士顿百翰女子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丹尼尔·库里茨克斯(Daniel Kuritzkes)在阅读完这篇采访后评论道,“目前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病毒在社区内部存在多种变体的言论。基于人与人或区域与区域的差别,感染人群所接触的病毒在基因序列上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病毒存在着毒性上的差别。”)

另外,华盛顿州在早期存在着异常高的感染峰值。而目前大多数的死亡案例,如果我们深究下去,都与柯克兰养老中心人士密切接触有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们所接触的病毒剂量感人了。

(采访者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学教授阿尔伯特·柯(Albert Ko)回应道,“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接触了柯克兰社区的患者拥有比接触了他人的患者更高的死亡风险。”)

而此时,病毒自身也在适应着环境。在我看来,这种适应是一种协同进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涉及到人类行为受病毒影响的改变,也涉及到病毒自身基因的改变。因此,人类能做的就是,在事情初现端倪时采取行动避免(与他人)接触。

▍公共措施的应对超出了疫情传播的潜在危险吗?

问:你写道,“我完全理解在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采取及时响应的必要性,比如大火,但对于一个长达两到三个月的危机事件来说,这么做未免缺乏必要性。”

爱泼斯坦:没错。我实质上要说的是——从行政层面出发——在你宣布紧急状态后,你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思和调整,而在面对突发性火灾时你做不到这点。因此,当三个大州的州长将医学专家的话奉为圭臬,同时缺少相应的文献支持时,行政层面实质上是失职的。我希望知晓这些州长发言的理论依据。如果他们引用的依据是纽约时报上述的模型,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发言存在问题,正如我刚才质疑纽约时报的模型那样。

问:你曾说过:“鉴于新冠随时间推移自然变弱的趋势,(针对新冠的)适应性应对措施应该包括减少人们与高危人群接触。”你具体指的是何种趋势,而我们又如何得知新冠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变弱呢?

爱泼斯坦:这是一种进化趋势。

(采访者注:“目前完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点,”阿尔伯特·柯强调,库里茨克亦附议道,“没有证明能够证明事实如此。通常病毒的进化都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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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这个机制中存在着强力毒性的病人,与沾染弱毒性病毒的病人。如果二者在他们死前有过接触,他们身上的病毒会继续扩散下去。但是,如果人为减少二者的接触,他们更有可能在死前无法将身上携带的新冠病毒传播给他人。

另一方面,那些携带非恶性版本的病毒的患者将有更大的几率存活下来,这意味着他们与他人接触的几率亦会增加。因此,如果你认为新冠病毒比其他病毒要强上数十倍,它的进化速度将会比普通的流感来的更为迅猛。

问:但你曾说过新冠病毒有着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弱的趋势。

爱泼斯坦:艾萨克,请听我解释。这种变弱的趋势是需要时间去体现的,而这可以花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化终将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将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这也将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另外,随着人们逐渐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大家也会去期待传播速度的下降。因此,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新冠病毒将会以多快的速度达到感染峰值?如果你观察标准模型的假设,你会发现在它的推测下,病毒的传播寿命与峰值到达的时间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能够承受的范围。

因此,如果你只关注美国的新冠数据,你会发现它正以每日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而这证明了病毒的传播速度是有所放缓的。当然,我们每天都需要对增长速度保持关注。目前我们面对的是每日最高万计的新冠感染数据,而流感的数字与程度比这高出了许多。依我看,新冠病毒将会比模型预估更早地达到它的传染峰值,并更早地衰退,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新冠病毒并不具有适应性反应的趋势。

问:你一直在强调你的“感觉,”但你也一直将病毒会随时间推移而衰弱作为一个事实去陈述。目前看来我们并不知道新冠是否会如此发展。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其他病毒与它们的……

爱泼斯坦:不,那不是我的原话。我说过在长期看来,新冠病毒会呈现出那样一个倾向。但这种倾向会百分之百发生么?不。有任何已知的例外情况吗?没有。

(采访者注:“非典型肺炎和埃博拉病毒的确没有呈现出类似的衰弱迹象,”库里茨克说。“以史为鉴,只有合适的公共健康措施以及疫苗控制住了这些流行病的发展。”)

在我看来,如果你要深究个中原因,你真正要做的是搞清楚这种例外发生的概率。就算我们减去那些中国和韩国早期的“不实”数据,你依然很难得出类似于“韩国日增长五十万病例”的结论。因此,我认为新冠病毒会自我减弱的趋势是存在的,我甚至愿意小赌一把,因为我认为我的推论是正确的。在我看来,那些没有对新冠做出行为反应的流行病学家所放出的病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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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会自行进化为“弱毒性”吗?

问:你不是一名流行病学家,对吧?

爱泼斯坦:不,我在这些方面都受过训练,尤其是在流行病学领域。在这场“辩论”里我尤其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其他专家将自己对新冠的见解公之于众,但他们从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判断提出质疑。做律师的一项重要技能就是交叉询问。对于我(一个法学院教授)来说,我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教授医学人士这项技能。他们的确强于遵循医疗程序与病情诊断,但他们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解是糟糕的。

问:所以你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与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就像您之前提到过的,对吧?

爱泼斯坦:是的,艾滋病,我在进化论与法律的关系上也有着超过四十年的研究经验。

问:您曾写道:“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是易感染群体的年龄,其次是随着传播速度变慢(虽然仍很快),病毒本身毒性的变化。对比分析之下,艾滋病病毒在1980年代夺去了大量生命,但后来随着我们对病毒了解的深入,以及采取了关闭澡堂等相关措施,它也慢慢变成了更低毒性的版本。”(我把这段话读给库里兹克斯,他的回应是:“这完全不准确。这与病毒的变化无关。我们可以通过安全措施等来防止这种疾病。而且,HIV病毒在199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期在东欧都曾肆虐。它的毒性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您所说的“弱毒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爱泼斯坦:这是概率分布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去研究它的毒性强度。比如它在起始时毒性为X,那么随着时间发展,毒性将会下降,不足X。对于艾滋病,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到后来出现抗逆转录病毒(AZT)和其它情况,应对就更简单,因为这下艾滋病的发展路线就与梅毒相似了。我们回顾梅毒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它刚开始时是一种致死疾病,得到这种疾病的大部分人都死了。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携带的病毒的毒性将降低。后来,它最后就变成一种慢性病了。

(采访者注:梅毒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库里兹克斯说道。“这不是经验数据的问题。他的论证缺陷在于科学分析的缺乏”)

问:您说在80、90年代,曾出现“弱毒性”的HIV病毒。是这样吗?

爱泼斯坦:是的,我的意思是,病毒毒性变化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演化的过程,从强毒性转化为弱毒性。我说的是概率分布问题,毒性强度适中的病毒转换为毒性较弱的病毒。以及,如果病毒的毒性变弱,它致死的概率就更低。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转变成某种慢性疾病,而不是成为一种致命病毒。

问:好吧,但您使用了这个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分布的“弱毒性”,我没有发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科学依据,所以我想要您澄清这一点。

爱泼斯坦:噢,这只是我的一个理论。

问:哦,只是一个理论。

爱泼斯坦:不,我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但是,让我再解释清楚一些,因为您实在抱有太多怀疑了。病毒的进化因素尚未被纳入模型中,所以在选择轻视它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找一位这方面的专家,让他进行进化理论方面的研究,让他去解释为何自然选择原理在这方面不适用。

我提出的观点并没有不同寻常之处。我运用的是标准的达尔文学说——达尔文提出的、标准的进化论——并将其运用于这一特定例子。如果这是错误的,一定会有人告诉我。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仅收到了一些信件,内容是:“你不是一个专家,H1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在下述方面有着种种不同……”没有人对我的每个参数进行逐一的、系统性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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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毒性”理论如何激发美国保守势力的政策反弹?

问:我质疑的重点在于,您是否应该在送印之前先对这些理论进行审慎的思考?

爱泼斯坦:不。在如今这个世界, 如果你只是沉默不语,就没有人会听到你的观点。我们现在只听见一方的大肆宣扬,而我认为其内容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我一直希望另一方能有人与我进行辩论,并努力证明他的模型才是对的。事实上,我的几位胡佛同事就与我进行了这样的辩论。

问:理查德,恕我直言,您的文章显然正在华盛顿和白宫的保守党圈子里传播。

爱泼斯坦:我并未将它写成保守倾向的文章,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名字也并未出现在文章中。

问:我明白了。

爱泼斯坦: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问:我知道,但是我们对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有责任,不是吗?

爱泼斯坦:我绝对为此负责。而且我也告诉你,我愿意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这一议题进行辩论,我们将见证结果如何。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什么?请你再重复一遍好吗?

问:在这里。“也许我的分析全是错误的,甚至甚至有许多根本性的漏洞,但是不重新审视这些疫情数据以及消极预测的错误模型,一味地继续现在的做法,这样做所承受的代价太高了。”那么发表带着基础性错误的文章,这种做法的代价是否也太高了呢?

爱泼斯坦:这不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公开的挑战。我的整个律师生涯都是在应用过去形成的智慧中度过。我认为你们想让我做的事是,在我认为每个人都错了的时候还要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样做的代价太高了。所以我认为,所有专家都站在了和我对立的另一边,其中一些人要站出来解释为什么他们推测的疫情结果会与我不同。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两种理论模型都预测在刚开始时感染和死亡人数激增,而我的理论模型则平缓一些。

在下周左右,我们将见证结果。如果死亡人数持续爆发并且在两三周内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我将会对自己的理论作出更大妥协及让步。但是,一旦这些数据趋向平缓,曲线则将会下行。

问:我只是想要提问关于……

爱泼斯坦:我说的是我认为的事实。我的意思是,我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问:我知道,但这是科学问题。

爱泼斯坦:你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却抱有如此自信的态度并想指责我是一个疯子。

问:不,理查德。

爱泼斯坦:这就是你一直在说的,不是吗?

问:我没有说过任何……

爱泼斯坦:那好吧,那我现在是什么?一个不入流的业余人士?而你则是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学者?

问:不,我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够多。

爱泼斯坦:那请你评论一下我的文章质量!

问:好吧,我会告诉你的。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却能在你的文章中找到缺陷或漏洞,这表示,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应该更加深思熟虑。

爱泼斯坦:这说明你是一个才智极高的业余人士。仅此而已。

问:好吧,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爱泼斯坦:你根本不懂所有的事情,你不过是一个记者。你的履历能跟我的相提并论吗?

问:不,事实上,我并不想比较。

爱泼斯坦:那好。现在也许你又想:“天,我不确定这对不对,我要和其他人核实一下。”既然你强烈攻击我,我也会反击。我如果无法反击,那我就是失败的。但你基本上已经越线了。如果你想要提问,那就问吧。我会给出我的模型。但你最好尊重你的采访对象。

▍美国政府是否对疫情过渡反应?

问:好吧。让我继续下面的问题。在进行所有的提问时,我都有保持着对采访对象的尊重。

爱泼斯坦:这可不是我刚才听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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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吧,让我继续下面的问题。好吧,让我继续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点,我认为这涉及到你的观点核心部分,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你写道:“此外,虽然病毒快速蔓延,但美国的医疗系统将不太可能不会受到跟意大利医疗系统同样程度的损害。在美国,自愿或强制隔离的措施已经广泛迅速实行,这将会更早地对受感染人数造成影响。”这里我不理解。您是否在说我们过度反应了?这似乎是您文章的基本论调。同时你又说这些措施将防止我们步上意大利的后尘。那么在这个例子里,您又为何抱怨这种过度反应呢?

爱泼斯坦:好吧,我想我的答案是以上全部。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纽约的情况就不会在其它地区再度上演,事实上纽约的病例数量也比去年流感季的病例数量来得更低。

(采访者注:采访时,爱泼斯坦提出的是正确的。然而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越了这个数字)

现在我们投入的大量的隔离检疫措施已经给系统造成了压力,比起去年夏天我们在每位病人身上花费更多,因为我们使用了更多的呼吸机,更多的隔离病房,更多的医疗防护制服,更多的专用救护车,诸如此类。

在另一方面我们将看到这些举措产生的强烈反应。如你所见,自我隔离的做法出现在我居住的纽约,这是个大规模的自愿行动。不仅是我身边的许多朋友正在进行自我隔离,任何在康涅狄格州或新泽西州郊区有住所的人,他们回到那里,并且把病毒也携带到了那里。这如同历史上英国发生瘟疫的期间里,人们离开伦敦前往牛津。

所以我认为这些措施很快就会起到效果。至于意大利的情况,它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全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这决定了这个系统的配给方式。因此它们一般筹措的资源不足,也不对医疗用品收费。它们的配给依据次序,这是它们必须让人们等待的原因。而意大利的悲剧之所以一再发生,根据耶路撒冷邮报中的一则报道,他们施行的一贯政策是不对六十岁以上的患者使用呼吸机来进行救治。显然这会大大影响死亡率。

(采访者注:意大利没有这种关于呼吸机的一贯政策,但他们对呼吸机的使用进行分配。纽约市的相关官员也曾警告过,他们可能也会耗尽设备。在周日,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说,“我们很快将面临至少上百台呼吸机短缺的局面。”)

此外,如果你仔细了解意大利的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五或百分之九十的死者是超过七十岁的老人,这暗示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政府限制呼吸机的使用)。而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倾斜政策,而且我们的设备供应也更充足一些。我认为我们增加医疗物资储备的能力更强大些。

所以我的猜测是,纽约地区短期内将面临压力,但在这一期间,首先我不认为其它地区也会承受一样的压力。相反,我认为它们的准备将更加充分。我担心的是出现过度准备的局面,准备的物资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数额。仅出现了十二个病例,伊利诺斯州就已经宣布整个州进入封锁状态。顺便提一下,比尔·盖茨也同意我的看法,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

问:他同意您的什么观点呢?

爱泼斯坦:他认为应该放宽经济上以及封锁措施上的严格限制,现在的限制方式过于严厉了。

问:澄清一下,这种说法来自Vox Recode的一篇文章,“比尔·盖茨谴责了过去两天特朗普等领导人曾提及的提案,这些提案的内容是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再度开放全球经济,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盖茨说,“这里不存在中间立场,要对人们说出这样的话也非常艰难:‘嘿,继续去餐馆吧,去购买新的房子,忽视堆放在街头巷尾的大量尸体。我们想要你保持目前的消费方式,因为这里的政治家认为GDP的增长比其他一切数字更为重要。’暗示我们可以鱼和熊掌兼得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爱泼斯坦:好吧,那就是我之前误解了他的话。无论盖茨先生说什么,都无所谓。那是比我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的观点。问题是,成功研制出流感疫苗之前的这段期间我们也挺过来了。没有人愿意轻视死亡。我们都想让死亡数字降到最低。我说的是,在关停企业并封锁经济之后,人们无法得到充分的医疗监管,在其他各种可能致死的风险涌现的状况下也无法得到充分照料,将会产生其他原因的医学死亡。

问:对的。我推测比尔盖茨以及其他人的意思是,就算我们不主动关停经济,经济最终也会遭到损失,因为我们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

爱泼斯坦:这样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基本模型是正确的,并且人们依赖于它。但认为它是错的。我整篇文章的论点是对这一模型的攻击和否定。让我这样说吧:如果事实证明基本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关停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这种做法也可能造成损害。而如果基本模型是错误的,它显然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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