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是古人的必读书目?实则连启蒙教材都算不上

《弟子规》是古人的必读书目?实则连启蒙教材都算不上

2020年01月10日 09:51:39
来源:iFeng文化风向标

从任何角度看,《弟子规》当然都不是“传统文化经典”,即使作为一部蒙学书,它的地位也相当尴尬。

第一,它问世年代太晚,清代中期的作品,所以,《弟子规》当然不可能影响到它出现之前的那些文化大师。

第二,《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只是一个秀才,一生别无成就,所以没怎么被人关心。以致于今天讨论《弟子规》的论著或通俗读本虽然数量惊人,但说到作者生平,来来去去只能是那么几句话。

第三,古代它实际上影响也有限。诞生晚,也可能“集大成”;学术水平不高,也可能就是特别适合开蒙: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那样。但问题是《弟子规》也不算这类,它问世后很长时间里,似乎阅读者也并不多。所以现存最早的刊刻本,都是晚到1840年以后的。

一 《论语》与《弟子规》

读完《论语》再读《弟子规》,会从这两本小册子里,感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弟子规》一开篇就宣称“弟子规,圣人训”,但孔夫子地下有知,听了恐怕是恨不得抡起手杖敲李毓秀小腿骨的。

《论语》有三种气质,是《弟子规》绝对没有,甚至无法理解的。

第一是快乐。

《论语》一打开,读到的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孔夫子对快乐学习的意义,理解得比今天许多人还通透:不是减少学习的知识量,感到放羊的快乐;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里,发现快乐,这就是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是鼓励人思考的。老师需要思考学生的特点,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学生思考老师传授的内容,所以才会产生分歧的理解。于是,老师批评学生,学生顶撞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争论……《论语》里都可以读到。而正是在这些分歧之中,可以感受到孔子门下心态的宽容平和。所以即使不佩服孔子思想的如王小波,也表示“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

而这种快乐,读《弟子规》是无论如何感受不到的。《弟子规》谈学习:“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道理不错,但也只是些无趣的道理罢了。

第二是分寸。

孔子讲中庸之道,讲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凡事要讲究分寸感。

比如说,孔子重视仪式,但对只关注形式的人,他却要嘲讽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强调孝道,但对父母显然也不是无条件服从。

《孔子家语》里讲了一个故事,弟子曾参非常孝顺,被父亲一棍子打昏去,也不躲避。孔子对他就严厉批评,认为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提出“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的应对策略。这和《弟子规》里“亲憎我,孝方贤……号泣随,挞无怨”的主张,刚好形成鲜明对照。

懂分寸,就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微妙差异的眼睛。《论语》中也特别多这样的语录,比如: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狂、矜、愚都是负面的特质,孔子却能发现其中微妙的区别。

有人狂,只是自嗨,有人狂,却要虐人;有人矜(棱角分明),是因为有道德自信,有人矜,却只是脾气恶劣;有人愚(这里指情商低),是真耿直,有人愚,却是故意伤害自己惹得起的人而已。

这些分辨力,当然也是《弟子规》里不可能有的。

第三是进取。

和基督、佛陀这些宗教界的导师相比,孔子有特别“俗”的地方。就是他一点也不反感物质欲望,也非常肯定世俗成功。

孔子不会说财富是虚无的,或者“有钱人的灵魂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样的话。事实上孔子向往富贵,他只是说道义比物质生活更重要而已。孔子对物质享受很有好感,所以他吃饭吃肉格外追求精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喜欢大量喝酒(“唯酒无量”),还会非常内行的比较不同车型的性能(“乘殷之辂”)。

所以孔子教学生,一点也不掩饰,学好了是可以而且应该求官做的。孔子还有句抱怨,要找两个跟我读了几年书,还能忍住不去当官,继续安心读书的学生,真不容易(“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也不知道抱怨之中,有没有炫耀自己教书育人成绩斐然的意思。反正今天要为学生的就业率操心的大学老师,听了是难免羡慕嫉妒恨的。

书读好了可以做官,孔子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成了中国文化传统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弟子规》里,只是最后非常敷衍的来了一句,“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也没提读书可以有多少回报的事。

这就有点奇怪了。善于发现学习的快乐,需要智商;懂得为人处世的分寸,需要情商。《弟子规》智商和情商都欠奉,所以这两条都没有好理解。读好了书实现阶层跃升,只需要一点点欲望,这种欲望原是中国人最不缺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俗气话,本是古代童蒙教育的标配。为什么《弟子规》里这个也没有?

二 文化人小时候学什么?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时代,清代的社会,则已然是万马齐喑究可哀。所以,《论语》和《弟子规》的差距,很容易被理解为时代的差距。

虽然清代思想文化领域确实乏善可陈,但拿《弟子规》代表清朝,仍然是委屈我大清了。

首先明确一点,对于文化精英阶层来说,下一代的教育里,常见的童蒙书,都不居于重要地位。

古代和现代的文言文学习,遵循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现在的教学讲究循序渐进,先从浅易的学起,慢慢再接触繁难艰深的文章。古代却经常提倡不求理解,直接背难的。因为科举考试,是非常吃背功的,古人已经注意到,幼儿到少年时期,虽然理解力还跟不上,但记忆力最强,而且记住往往就能终身不忘,所以喜欢强调“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正因为难,反而需要先背下来。

随便举几个晚清名人的读书状况:

林则徐家境清苦,父亲做过私塾先生。林则徐四岁时,就跟着入塾,父亲“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之无”泛指识字,这个“章句”,自然是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做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则是七岁入塾,八岁“授书即解大义”,这个“书”,当然也是指儒家经典。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都是爱标榜自己是神童的。康有为六岁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大学》《论语》《中庸》和《孝经》,梁启超则是“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前这个学习就完成了。

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出身文化世家,父亲已经是大学士,教育环境更好。他自叙学习经历,反而朴实一些:七岁入塾,四年内读完了四书五经。

总之,这些材料读下来,给人的心理压力,并不小于看海淀妈妈的聊天记录。而这种获取知识的层次和效率,必然决定了:实在是没多少时间留给专门的童蒙书的。

当然,也不妨提一下文化人眼里没文化的书是什么样子。

一般人使用的教科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人瞧不起的。现存最早的一部蒙书,是西汉史游的《急就篇》,这书到唐代民间还很流行,但“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至于《百家姓》之类,一诞生就被嘲讽为“村书”,那也不消说得。

引一段黄永年先生回忆高中时,吕思勉先生给他上课的文字:

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坏在哪里呢?吕先生从“古文”这个名词来申说,吕先生说:所谓“古文”是和骈体文相对而言的,可是这部《古文观止》里却选了六朝隋唐的若干骈体文,如《北山移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滕王阁序》之类,说明编选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既然选得如此乱七八糟,为什么还要用作教本呢?吕先生说:正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

师生一逗一捧,真是把《古文观止》黑得一塌糊涂。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对《古文观止》的批评,并不是从现代学者的角度,而是从传统的文章家的角度着眼的。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旧文人对《古文观止》有过还要更加刻薄轻蔑的吐槽。而在大众所采用的蒙学书里,《古文观止》不论难度还是水平,大概就算是顶配了。

今天一流大学的中文系本科生,能轻松阅读《古文观止》,并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这是本差劲文选的,能有多大比例?我很怀疑。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境界是值得追求的,只是说要明白:今天即使从事了文史专业,和古代文人也仍然是两个物种。如今对传统文化的欣赏,雾里看花隔岸观景的成分居多,叶公好龙的意味怕也很浓,穿越回去要和旧文人有共同语言,是很难的。

当然从这类例子也就更可以看出:《弟子规》真是不上台盘的书。一般说来,它倒并不在旧文人的鄙视链上,因为根本不会被看见。或者套《笑傲江湖》里任我行的话:“你再练三十年功夫,或许会让我不佩服一下。”

三 古人对儿童心理知多少?

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的名著《儿童的世纪》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在中世纪欧洲,“儿童”这个概念,是并不存在的,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人们并不认为小孩有什么与不同于成人的特质值得关注。直到十七世纪,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人们才“发现”了儿童。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当然晚于欧洲,所以“儿童”的发现,似乎也应该晚于欧洲。若拿《弟子规》做论据,也支持这个判断。这360句1080个字里,没有任何对童趣的欣赏与尊重。

然而,丢开《弟子规》多翻阅一点旧籍,则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才发现“儿童”,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毕竟,古代中国对“文教”的重视,远非欧洲可比,虽然不可能建构出完整的儿童心理学,但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也有相当精密的观察和体贴的理解。

激进的思想家把“童心”当作一种高于成人世界的理想境界不去说他;文人墨客写了海量富有童真童趣的作品也不提;务实的教育工作者,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也相当懂得照顾儿童的特质。如清代的崔学古,作过一篇《幼训》:

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不惟无益,且有损也。

至八九岁时,年方稍长,或可用威。若遇聪颖者,即可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觉,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

至十四五岁尤为邪正关头,正养中养才之候,循循诱掖,自当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务外务,专心读书,不责自进。故先辈教子弟,遇聪颖者,单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顽,亦加扑责,扑后仍用好言劝谕,亦毎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则下愚不移,虽扑责之,无益也。

愿为父师者,教子弟,只费自己口舌之烦,讲贯之详,督课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庄,出话之正,子弟见之,自然知悚,断不在恐吓责扑问也。若不得已而用责,数则不威,轻亦致玩,故不责则已,责则须威,或预约人劝解,以留余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从前懈驰,初至时须缓缓约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责,切不可性急。

大致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

第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家长、老师的身教,远远比其他教学方式重要。

第三,任何年龄段,体罚都不能教育是主要手段。有些年纪,绝对不能体罚;其他时段,体罚也要慎之又慎,因为极可能引起反效果。

实在不得不责打了,则应该展示出极大威严,但是又要预先约好人劝解,好留有余地。《红楼梦》里·“宝玉挨打”那场牵动整个贾府的大戏,戏台上不断上演杨六郎《辕门斩子》的戏码,《玉堂春》里王尚书教育儿子的手段……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碰到教育下一代问题,中国人还是很容易戏精上身的。

崔学古生活的年代比李毓秀略早,科场上比李毓秀成功一些(中了举人),但和李毓秀一样没什么学术声望。既称不上饱学硕儒,也算不上教育大师。但这番话里流露出来的见识和分寸拿捏,也已经是《弟子规》望尘莫及的了。我不嫌烦琐,把这段文字抄出来是想表明,《弟子规》不但不能和古代经典相比,它所暴露出来的思维层次,连传统蒙学教育的中上水平,也远没有达到。

四 究竟谁读《弟子规》?

清末那位实业家状元张謇,是成功人士里起点很低的一位,他又是喜欢说自己资质鲁钝的,所以谈起自己早年学习,画风就和那些神童很不一样。张謇说自己开蒙的老师,教了一堆错误的知识,后来换了一位好一些的,教学时会“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说故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教材和教师密不可分。比如讲《三字经》之类的书,“说故事”是很重要的。文字只提供一个记忆的大纲,要靠老师生动的讲述,才能让相关知识鲜活起来。第二,即使是起点这么低的张謇,值得一提的开蒙书里,也没列《弟子规》。

明清时期,常用“三百千”当作蒙学读物的代称。确实,一般家庭往往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长期教学实践后自然形成的一个合理的组合。古代小孩子学习的内容,虽然比现在单纯,但也可以大致分为上规矩、识文字、广见闻三大块。《三字经》包含的信息量相当大,尤其是历史部分,号称是一部《小纲鉴》,是不错的广见闻的教材;古人重视家族源流,《百家姓》当然有它的地位;而从增加识字量的角度说,《千字文》最重要。三本书里当然都有些价值导向的内容,这是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上规矩。

但《弟子规》只满足第一个目标。它全篇讲规矩,没有什么其它知识性的内容,所以《三字经》那样广见闻的功能是没有的;总计1080个字,有大量的字是反复出现的(尤其是“勿”),实际上只包含几百个生字,所以作为识字课本,也过于初级。

即使从上规矩的角度说,它也缺陷明显:过于僵化,只讲服从,没有追求。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流行写“家训”,其中喜欢强调读书本身是一切的基础,能不能做官倒在其次,这是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家,比较注意吃相;民间教育流行的宣传语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确实庸俗,但这包含着火辣辣的阶层跃升的热望,蕴藏着巨大动力。

而《弟子规》没有这些,就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好像在教训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

道理也很简单,李毓秀的人生并不得意,他若大谈读书可以有多少回报,恐怕难免会如孔乙己一般遭到放肆的嘲笑。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条史料:

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也就是说,《弟子规》也许本来确实是写给子弟们看的,但后来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它其实给小时候缺乏教育,已经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的成年人学习,更加合适。意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所以《弟子规》的诞生和流行,中间才会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差。

儒家有个老传统,叫 “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对无知的人,只能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弟子规》这书,性质其实近于刑。它就是针对古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的书,期望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倒不能不承认,《弟子规》是一本很有“实用性”的书。

作者:刘勃,七零后历史作家,编剧。著有《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传奇中的大唐》等书,曾担任纪录片《生活在古代》的文学主笔。

[责任编辑:高晓晨 PSY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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