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归还中国领土提出了什么条件让这些人拒绝了，现在看来可惜了_【快资讯】
列宁归还中国领土提出了什么条件让这些人拒绝了，现在看来可惜了
枕岩漱流
列宁归还中国领土提出了什么条件让这些人拒绝了，现在看来可惜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清政府常年的闭关锁国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军队战斗力羸弱，尤其是清政府内部高层腐败无能，让那个年代的中国成了世界列强垂涎的一块“肥肉”。
列强争相来和清廷签署各种条约，想要分一杯羹。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邻国，当时的沙皇俄国。根据各种条约规定，沙俄总共占领我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还有各种在华特权和数量惊人的战争赔款。
但是后来有个机会可以拿回这些丢掉的土地，但是由于当时北洋政府鼠目寸光，拒绝了列宁的请求。
但是当时北洋政府内部也是关系错综复杂，经过一些人讨论，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十分不稳定，已经无暇自顾，决定驳回列宁的请求。也正是当时的草草决定，导致了后来那些土地再也无法要回了。现在来看北洋政府那群人真的鼠目寸光之辈啊。
转载请注明：《列宁归还中国领土提出了什么条件让这些人拒绝了，现在看来可惜了》
1950年代发生何事让这位苏联援华专家难过地流眼泪
2019年05月28日 07:00:00
来源：党史网
243人参与18评论
原题：“大跃进”中的苏联援华专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 当“大跃进”已经成为席卷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时, 当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日渐明朗时, 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处境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一
从1957年开始, 中苏双方已经开始逐步调整专家政策, 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据苏联统计, 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 1957年为952人, 1958年为915人, 1959年为699人, 1960年为410人。如果考虑到在此期间还不断有专家因工作合同到期回国, 那么1957年以后, 在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更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据苏联档案记载, 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 1958年已经减少到1285人, 即减少了几乎一半。按照1956年在华专家3113人的苏方统计数字计算, 则1957年比上年减少了694人, 1958年又比上年减少了1134人, 只有1956年人数的41%。另有材料说, 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 (约1500人) 还多于1958年, 其原因在于1959年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 提出延聘的苏联专家将近工作期满专家人数的三分之一。
至于苏联顾问, 在1958年夏天之后, 就基本上撤退回国了。下列来自苏共中央档案馆关于苏联在华顾问人数的表格, 充分反映了这一趋势: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后, 苏联顾问来华人数猛增, 1955年达到最高峰, 1956年开始减少, 1957年以后则逐年大幅度下降。
在华苏联顾问人数 下载原表
1 9 5 4 年, 毛泽东接见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 下载原图
不仅顾问人数大量消减, 在1958年秋天掀起的“大跃进”浪潮中, 苏联技术专家的作用也开始减弱了。
同时, 随着中苏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
二
在此之前,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的关系, 总体上是友好的, 融洽的。所有接受笔者采访的人——从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的翻译到石景山发电厂的普通技术员, 从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到空军某部地勤机械师, 在回答提问时, 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 尽管有时发生一些矛盾, 甚至争吵, 但总的说, 这种关系是诚恳的, 友好的。特别是与苏联专家经常接触的人谈到个人感受时都说, 与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和令人难忘的。
长期担任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十分怀念的老朋友, 据当年为他做翻译的李越然回忆, 阿尔希波夫为人谦虚, 工作认真, 凡是苏联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他都要亲自审核, 非常重视怎样使苏联专家的建议能够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检查和指导当地苏联专家的工作, 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他对周恩来总理十分钦佩, 与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几位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是和蔼可亲、诚恳善良, 从来不摆架子。阿尔希波夫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 据说在中苏论战期间, 赫鲁晓夫曾经指名要他写批评中国的文章, 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个字。
海军航空兵部原参谋长纪亭榭回忆说:那时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很好, 私人感情也很深。有个顾问叫赫奥西洛夫, 为人很善良, 我们曾为部队训练方案产生不同意见, 经过争论, 他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 就同意了。在工作之余, 我们与苏联专家还经常相互拜访。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大多是公家报销, 而他们请客用的都是自己的工资。
周立平在1952年曾跟随苏联军事专家和军士学习了几个月的飞机地勤维护和保养。据他回忆, 当时中国学员每天与苏联官兵一起工作和训练, 风餐露宿, 朝夕相处,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语言不通, 专家们就连比划带示范, 直到学员完全掌握了技术要领为止。谈到这无声的情谊, 老人含着眼泪说, “我那时还年轻, 刚刚参加工作, 什么都不懂, 苏联专家非常耐心, 手把手地教我, 那关系真是亲密无间啊,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是每当回想起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 心里总是觉得热乎乎的。”
洛阳407厂的退休工程师迟述龙和朱煜清夫妇在接受采访时, 激动地回忆起1956年苏联专家的夫人为他们操办和主持婚礼的情形。那时, 迟述龙是苏联专家穆辛的翻译。他们结婚时, 穆辛夫人拿出100多元钱 (当时相当于一个工程师一月工资) 资助他们, 弄了一张俄式的长桌, 摆满西餐, 宴请宾客, 按照苏联的风俗, 让来宾们高喊“горький” (俄语本意是“苦啊”, 在此是表达要新郎和新娘接吻的意思) , 场面十分热闹。穆辛夫妇还送给他们一枚18K金的戒指, 甚至专门到北京盛锡福帽店为女方定做了一顶草帽。
在孩子们中间那种天真无邪的交往和真诚的友谊更是令人感动。笔者采访过一位当年住在北京万寿路“通讯大院”的“孩子王”, 他所讲述的与苏联专家子女交往的经历虽然琐细平淡, 但充满了对少儿时代的美好回忆。因为同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 中国孩子们与苏联专家的子女经常在一起玩耍, 也不时地到苏联专家的家中“作客”, 并得到专家的“款待”——巧克力和水果。虽然语言不通, 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纯真自然。苏联专家回国后, 孩子们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 逢年过节互赠礼物。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 他们的交往才被突如其来的政治旋涡冲断。
就苏联专家本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感受来说, 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中苏之间的友谊是真实的, 中国人热情而诚恳。宣淼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负责联络工作, 在苏联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他在1980年代后期访问苏联时得知, 专家们回国后很少有人讲中国的坏话。克柳契科娃曾长期在中国工作, 担任过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的翻译, 对中国非常友好。回国后, 克柳契科娃在《苏联妇女》杂志任中国部主任, 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对中国不利的文章。在中苏交恶时期, 这是唯一没有被禁止在中国发行的苏联杂志。
当然, 如果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 在多数情况下, 中方当事人都会受到批评或处分。这是因为, 中国有关机构在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时, 依据的是“有理扁担三, 无理三扁担”的原则。所谓“有理扁担三, 无理三扁担”, 在中国一般是处理家庭内部或邻里之间关系的准则, 说的是出现了矛盾或问题要严于律己, 主动承担责任。1956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 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在讨论李富春《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 周恩来说:“凡是与苏联专家闹问题的, 要‘有理三扁担’……我们把人家请来了, 关系搞不好主要是我们的责任。对专家的意见要认真地处理, 能做的做, 不能做、有困难或暂时不能做时, 应向专家说明, 冷淡不理和盲从都是不对的。各部对专家的工作要做一次检查。”对那些确实属于苏联专家本人的问题, 中方则遵循了苏方最初提出的原则, 交给苏方处理。如1956年6月28日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谈到有些苏联专家与中国姑娘交朋友的问题时说:生活作风不好的专家是个别的, 不过, 中国的同志也太认真了, 发生一点小小的问题就要严肃处理, 这样做不好。如果这种关系属于一贯不正常的, 应该反映, 找苏联总顾问处理, 以求得及早解决。
在1950年代, “有理扁担三, 无理三扁担”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 足以说明中国是把苏联专家作为朋友看待的。不过也必须看到, 苏联方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同样是严于律己, 并不袒护自己的顾问和专家。
实际上, 苏联政府对于来华工作的顾问和专家要求非常严格, 并规定了各种纪律, 一旦发生问题, 经常是毫不客气地将违纪者遣送回国。苏联驻华使馆在每周的部门小组领导会议上, 以及针对各类问题举行的专门会议上, 经常对苏联专家活动和技术援助实施进程问题予以讨论, 这类会议有时由经济顾问机构召集, 有时在各专家小组本身内部举行。此外, 苏联专家组每月还举行两次高级顾问专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 除了讨论工作, 也对苏联专家本身出现的各种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或琢成处罚。在吉林工作的苏联专家波波夫、沙马耶夫、科尼亚泽夫等人, 因滥用公车并对中国朋友说话语气不恭, 在苏联专家组党员大会上受到严厉谴责和党内处分。上海俄语专科学院教师罗斯拉维兹非法从学院领导那里获取莫斯科至上海的旅费2093元, 事情被揭穿后, 罗斯拉维兹被责令提前回国, 他所获取的全部金额如数归还给了中方单位。在1958年, 由于各种违反“苏联工作人员在境外的行为准则”的事件, 有20多人被遣返回苏联。在1959年的2个月时间里, 又有7人因为违反行为准则而遭到遣返。
三
总体上讲, 苏联专家很少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议论。很多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政治状况是有看法的, 有些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如克洛奇科就回忆说:1950年代中期, 中国不断在搞政治运动, 知识分子也陷入文山会海中。苏联专家希望帮助中国发展科技, 但对中国同行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会议和政治学习而不是科研上非常反感。在苏联专家中有一种普遍看法, 一旦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始工作, 并且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 中国人是可以赶上并超过苏联的。但是, 中国科学家不仅被迫浪费自己的时间, 还浪费了苏联顾问的时间, 以及中国政府付给的薪水。苏联专家认为, 妨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另一个因素是领导人不信任科学家。在上级的指示下, 研究计划无休止地修改, 科学家总是被迫放弃正在做的研究, 去做上面要求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工作, 结果纯科学的和基础研究没人做, 没有自己的根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参见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p.103) 。不过, 像这样的意见, 在笔者查阅的大量材料中, 没有看到任何反映。这说明, 苏联专家是被严格禁止议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同苏联使馆的立场一样, 专家们对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热情是充分肯定的。当然, 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心, 他们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具体做法, 还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苏联专家给大连造船厂的中国技术人员指导工作 下载原图
如1959年5月, 冶金工业部的苏联专家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 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 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 但要正规一些, 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 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 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 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 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 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 不分轻重缓急, 人力物力使用分散, 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 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5月17日第2774号, 第15页) 。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 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 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 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 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 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 等等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6月20日第2803号, 第12-14页) 。
在长春的苏联专家组长莫洛佐夫和东北师大的苏联动物学专家库加金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提出了意见。他们在1958年5月30日与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谈话时表示:在农村消灭麻雀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城市就不必要。因为麻雀在城市主要不吃粮食, 并且因为消灭麻雀而将其他益鸟消灭干净, 将对消灭害虫保护树木带来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现在应当赶紧采取措施, 进行保护益鸟的宣传工作 (参见《内部参考》1958年6月30日第2517号, 第22页) 。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 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 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 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 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 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 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 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 但相信, 中国在党的领导下, 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 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 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 搞公社还太早, 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 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 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 (参见《内部参考》1958年11月28日第2645号, 第5-6页) 。
苏联专家正在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讲解“吉斯—150”型汽车 下载原图
现在看来, 苏联专家的这些意见都是中肯的, 但在多数情况下, 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中激发出来的高昂的战斗情绪, 使得很多人头脑发热, 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自然就成了耳旁风。特别是在中苏之间出现政治分歧的时候, 人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也使得他们的处境更为尴尬。
四
从总的情况看, 在1950年代末, 虽然中苏上层的矛盾加深, 但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对工作环境也是比较满意的。扎泽尔斯卡娅研究了1959年汇集到苏中科技合作管理委员会的苏联专家的报告, 她的结论是:所有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的报告都指出, 中国同行“在完成苏联专家的指示时, 非常认真、谦虚, 并具有良好的品质”, 虽然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并非总能符合需要。如林业专家И.А.科诺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整个技术类工作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的, 因为中国专家在开展木材采伐的科研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中国专家是很好的助手, 他们认真地、自觉自愿地完成大地测量工作, 按照我的指示进行一些必要的核算、收集材料和绘图工作。”不过还应该看到, 由于政治环境异常, 出现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根据笔者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 在1958年下半年和整个1959年的基层工作中, 不尊重专家, 斥责专家思想保守, 对总路线有抵触, 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 是十分普遍的。
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马宾回忆道, 他参加了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亲耳听了关于今年的钢产量由去年的535万吨翻一翻, 达到1070万吨的讲话。会上大家群情激昂, 会后热火朝天。“坐八百看一千, 土办法不花钱。大家一齐努力干, 年底一定会实现。”这个口号与当时农业生产放卫星是一样激动人心的。于是, “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 高炉拼命装料, 眼见就是胡来, 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炼钢车间把规章都烧了, 对产品质量也不进行检查了。广西有个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 结果专家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 就不肯去了。苏联专家对鞍钢很担心, 就反映到了苏联使馆, 再由苏使馆向我们的上级提意见。但那时我们恰恰对这一点很反感。”
也正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断反映, 那里的苏联专家很苦闷, 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有些技术人员和中层领导干部认为苏联专家都是“教条主义”, 现在是敢想敢干, 还请专家干什么。因此, 很多苏联专家认为, 现在中国搞“大跃进”, 用不着他们了。于是, 有的苏联专家要求回国 (参见《内部参考》1958年12月29日第2671号, 第13-16页) 。苏联领事馆反映的情况并非偶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 很多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认为苏联专家思想保守, 跟不上“跃进”的步伐, 有事不愿找专家商量, 甚至减少专家授课的课程, 其结果, 的确出现了有些专家无事可做的现象 (参见1959年2月3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 长春市档案馆, 全宗1, 目录1-12, 卷宗48, 第8-15张) 。二机部二○二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这个研制核武器部件的工厂正处于设计阶段, 苏联专家按照常规提出, 设计工作应分为三步, 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但中方负责人认为, 在目前“大跃进”和任务紧急的形势下, 应打破常规, 采取两步设计, 取消技术设计的中间环节。为了说服苏联专家, 中方便组织他们参观在“大跃进”中名声显赫的徐水地区, 试图以亩产万斤的“惊人纪录”说服苏联专家。但苏方人员对徐水的粮食产量持怀疑态度, 仍不同意改变设计方案。由于中方人员一再坚持, 苏方被迫同意取消技术设计环节, 并三步为两步, 提前完成了设计。结果在施工中出现了问题, 不断遇到麻烦, 大大小小的修改有几百次 (参见笔者采访安纯祥记录。安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厂长) 。
一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 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 反而招来许多麻烦, 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不少人平时在背后议论, 某某专家是“顽固教条”, 某某专家是“工人出身, 理论差”。有些工程设计干脆避开苏联专家, 专家有事请他们, 他们都不去, 该院专家工作负责人居然8个月未与专家见面。以致某些专家担心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情况, 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 可以回国”。武汉重型机械厂设计了新的大型简易车床, 事先未与专家商量, 也没进行试验, 就成批投入生产了50台。苏联专家得知后, 再三建议发货前需检验, 结果发现这批车床有严重问题。因忽视苏联专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 鞍山钢铁厂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42%-50%, 平炉顶的寿命也比过去大为缩短。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 违反苏联专家所制订的工艺规程, 出现大量废品。北京航空学院要求苏联专家帮助设计时速3700公里的飞机, 而这样的速度只有火箭才能达到, 使苏联专家十分为难 (参见1959年2月3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 长春市档案馆, 全宗1, 目录1-12, 卷宗48, 第8-15张) 。
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的一种直流电机, 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 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 年产钢材可达300-400万吨, 相当于1957年中国钢材产量的70%-80%。然而,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产品, 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 未同苏联专家商量, 就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做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 认为这套图纸是总结了苏联电机厂十几年经验设计出来的, 而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做如此重大的修改, 是不适当的。由于中方坚持, 苏联专家又建议至少对前两台机组不要修改, 可待试验后再作修改。为此, 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 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 (参见1958年7月7日哈尔滨市中苏友协关于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检查报告, 黑龙江省档案馆, 全宗134, 目录2, 卷宗32, 第19-21张) 。
1959年3月吉林省委报告, 有些干部和技术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在解决技术问题时, “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 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 不进行认真的研究, 不征求专家意见, 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 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过去一直执行的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 有的学校还任意削减苏联专家所担任的课程, 认为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参见1959年3月吉林省外办关于对外国专家工作检查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长春市档案馆, 全宗1, 目录1-12, 卷宗80, 第66-72张) 。
充满革命激情的中国人甚至开始对苏联的国内政策和建设速度评头品足。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发表以后, 在上海、广州、长春等地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认为苏联七年计划控制指标太低了。“广州市不少机关干部认为苏联的钢产量发展得太慢, 没有我国快, 可能有保守思想。有的说, 苏联到1965年钢产量才达到8000万吨, 还未达到美国的现有水平;而且7年才增加3000万吨, 每年增长的百分比并不高, 而我国的钢产量到1965年恐怕要超过苏联了。吉林师大历史系有个学生说, 苏联七年计划跃进不快, 在社会科学方面不用再去苏联留学, 苏联生产力发展比中国快, 但生产关系的改变慢。”对于苏联没有高度评价人民公社, 许多人提出疑问。如呼和浩特市有些民主人士说, “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人民公社都有很高评价, 但苏联不仅过去没有提过, 而且这次大会也未提, 是否因为我们的人民公社比他们的集体农庄优越?”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2月2日第2700号, 第19-21页) 。上海市工会干部在阅读赫鲁晓夫的报告时, 对“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说法表示很难理解。他们说, “如果要同时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跑在前面的国家必然要等待落后的国家, 况且这七年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一等谁知道要等到何年呢?说不定一二百年也不能到共产主义了”。还有人说, “赫鲁晓夫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苏联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跑在他们前面了”。关于农业发展, 有人说, “苏联的农业发展太慢, 七年农业产值才提高70%, 而且措施多是开荒, 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太慢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2月13日第2707号, 第13-14页) 。”这些说法在当时被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中是颇具代表性的。
五
当然, 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群众运动影响到苏联专家的工作, 尤其强调在政治运动中不要涉及外国专家。波匈事件后, 国务院曾发出通知规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苏联专家介绍业务情况的时候, 只可谈业务问题、工作问题以及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有关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 绝不允许涉及中苏两国关系的问题 (如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看法, 等等) ,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参见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9, 卷宗294, 第4-5张) 。1957年5月一些单位请示是否向苏联党员专家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 外交部答复, 可以根据《人民日报》社论介绍有关精神, 但不得引用报告记录。还强调“如对方有不同意见, 可以求同存异, 不与争论” (参见1957年5月27日外交部致黑龙江外事处电, 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77, 目录3, 卷宗1, 第86-87张) 。1958年3月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时, 有些部门提出, 是否可以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和参加群众性辩论。为此, 国务院规定:应当及时向外国专家介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以及本部门的运动进展情况。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涉及国外设计、专家建议等问题, 应当根据需要, 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 虚心地征求外国专家的意见, 并向他们求教。这种谈话和座谈会应当和群众性的鸣放、辩论严格分开;应当允许外国专家看大字报和参观展览会。他们如要求将大字报摄影, 也不要加以禁止。但必须注意凡大字报和展览会有批评专家内容的, 一律不许张贴和展出;不要组织外国专家参加群众的座谈会和辩论会, 也不要提倡和引导外国专家以写大字报的形式向我们提意见。如果外国专家主动要写大字报, 不要加以阻止 (参见1958年3月18日国务院关于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是否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等问题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10, 卷宗275, 第108-112张) 。
1 9 5 9 年6月, 周恩来接见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 下载原图
但从“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 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对苏联专家的“务虚”工作。所谓“务虚”, 就是讲述中国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做专家的思想工作, 希望其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想法和做法。如向专家发送材料的工作有所加强, 1958年7月国务院决定, 将过去只发给苏联专家组长和在高等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俄文内部参考资料, 扩大到发给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参见1958年7月12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扩大俄文内部参考资料阅读范围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10, 卷宗275, 第122-123张) 。10月份又通知, 要求各地必须及时注意搜集、了解外国专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和反映, 针对专家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务虚”工作。11月14日, 国务院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外国专家进行具体的、日常的思想工作”, 使他们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总路线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 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见1958年10月4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请各地区、各部门及时了解和反映外国专家思想动态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10, 卷宗275, 第133-134张) 。11月25日外专局决定, 从即日起将为在京苏联专家组织的各种报告中选择重要者译成俄文单行本, 发给所有在华专家参阅, 每人一份 (参见1958年11月25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分发俄文报告的通知, 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77, 目录4, 卷宗20, 第21-22张) 。
当然, 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最好不要让专家知道。1959年3月国务院决定, 对于检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错误的郑州会议和各省、市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暂时一律不向外国专家介绍” (参见1959年3月20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11, 卷宗88, 第34张) 。10月又通知, 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情况, 一般不要主动向专家介绍, 涉及批判的对象、方式等不能介绍, 群众贴出的大字报更不能让外国专家观看 (参见1959年10月29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向专家介绍反右倾斗争问题时应注意事项的通知, 福建省档案馆, 全宗136, 目录11, 卷宗88, 第7-8张) 。
六
到1958年底, “大跃进”的错误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 中共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并极力加以纠正。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科学技术领域。1959年2月4日, 李富春副总理为苏联专家和有关部门干部作报告时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 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 如果双方意见不同, 可以提出来研究, 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 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 决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月7日陈毅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示: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同志“一定要抓专家工作, 一年应当抓四次”。接着, 在3月12日至23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 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 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也的确比较高明, 所提建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而且是正确的, 决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 (参见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77, 目录5, 卷宗21, 第96-106张) 。随后, 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外事小组关于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强调各有关部门党组和各地党委要重视对外国专家的工作, 建立和健全专家工作机构, 各地外事办公室要把这一工作统一管理起来 (转引自196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外国专家局党组织的报告, 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1, 目录1-13, 卷宗51, 第6-11张) 。
1 9 5 9 年, 在欢送会上, 洛阳407厂厂长授予该厂苏联援华计量专家齐齐玛列娃友谊纪念章 下载原图
问题在于, 群众的热情一旦在运动中迸发出来, 是很难靠几项规定制止的。况且, 不久以后召开的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 紧接着又发生中苏领导人1959年10月的严重争吵, 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如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部长通报说, 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 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 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长И.В.克利莫夫在1959年7-10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10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 告之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过问, 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 造成大火和人员伤亡 (参见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иСССРсКитаем, с.246-247) 。
在这种局面下, 中苏在聘请和派遣专家方面的政策、方针更趋于谨慎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 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 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 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 以后再补办手续, 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 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 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 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 (参见1958年12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全宗252, 目录1, 卷宗5, 第65-67张) 。
为了尽量减少在专家工作方面出现矛盾和纰漏, 避免苏联专家在中国无事可做的现象, 中国政府也努力加强了对聘请工作的管理。1959年6月, 国务院进一步要求严格审查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 并对聘请条件及程序做出了详细规定:
一、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 只限于工作迫切需要而我国技术力量又确实无法解决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 聘请苏联专家必须对其专业、聘期、来华日期作周密地研究, 聘请条件不成熟的应当缓聘。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上述原则和统一安排、适当控制聘请人数的精神, 对所属单位聘请专家的要求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聘请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报送手续:地方企业、事业单位聘请苏联专家, 应当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核同意后, 按不同业务系统, 于7月中旬以前分别报送中央各主管业务部门。中央各主管业务部门对地方聘请的专家和本部门聘请的专家进行平衡审查后, 于8月上旬报送外国专家局。
三、聘请苏联教师 (中等技术学校不再聘请苏联教师) 的报送手续: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工业、地质、铁道、交通、邮电、师范、综合大学等高等学校聘请苏联教师, 应当经过各部门或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核后, 于8月底以前报送教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农业、林业、艺术学校、体育学院、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聘请苏联教师, 应当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核后, 不同业务系统, 于8月底以前分别报送中央各主管业务部门。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文化部、国家体委、卫生部等主管业务部门对其他部门或地方聘请的教师和本部门直接领导的高等院校聘请的都是进行审查后, 于10月底以前报送外国专家局。
四、各部门报送外国专家局的聘请名单, 应按本通知的附件式样用中、俄文各填写4份, 并且按外国专家局的规定须附送聘请专家说明书 (援助项目内的专家除外) 。外国专家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如经委、科委、国务院二办、七办等) 对各部门送来的聘请名单进行复核, 最后报国务院审批 (苏联援助项目内技术专家除外) 。为了及早把聘请名单送交苏方, 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接到通知后, 应当迅速组织执行, 并按本通知的规定按期报送各主管部门 (参见1959年6月16日国务院关于1960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77, 目录5, 卷宗21, 第141-142张;1959年6月16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编写聘请苏联专家说明书的内容和注意事项的通知, 辽宁省档案馆, 全宗ZE1, 目录2, 卷宗363, 第76-82张) 。
从中国政府的初衷看, 既然付出高昂代价把专家请来, 自然是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点, 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始终注意的, 从逻辑的角度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事实上, 因各级政府和具体用人单位都缺乏工作经验, 以致聘请专家的计划经常变动, 专家开展工作所需的基本材料和文献准备不全, 与苏联有关方面缺乏必须的沟通和联系等等, 都给苏联专家来华以后的工作造成种种不便。
七
如果说中国方面主要是因政治运动的影响, 限制了苏联专家作用的发挥, 那么, 由于苏联有关机构管理不善, 造成专家工作混乱的局面, 也是不利于专家在华开展工作的原因之一。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根据科技合作项目, 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 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 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 还是在苏联, 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 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 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应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 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该委员会 (参见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л.27-36) 。
1959年5月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讲述了许多苏联在派遣专家方面管理混乱的事例。最严重的是拖延派遣专家的时间, 有些专家甚至没有按照已经签订的合同期限到达中国。如1958年4月,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通过驻莫斯科商务代办处提出一份申请书, 请求于1958年第二季度派遣2名专家到包头钢铁公司工作, 但负责派遣技术专家的苏联重工业产品出口联合公司在9月才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直到1959年4月,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无线电设备专家К.И.彼得罗夫抵达成都784工厂的时间比约定的晚了6个月, 当他于1958年12月4日抵达该厂发现, 请他来帮助开发的那个产品已经完成上马了。彼得罗夫在中国无事可做, 于翌年2月回国。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类似的现象, 由于苏联方面未能很好地履行派遣专家的义务, 导致中国不得不反复修改相关的计划。1958年的合同原定派遣300名专家, 因久等不到, 中方不得不于1958年11月4日改为聘请208人, 结果截止到1959年1月1日, 苏联只派来了92名专家。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发生:由于苏联代办机关的工作疏忽, 专家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到达中国。如1959年初, 苏联无线电和电子学委员会派遣的一个7人专家小组抵达成都776工厂后才发现, 需要他们帮助开发的新产品的技术文件和技术资料还没有送来, 而这一情况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切尔诺乌索夫是清楚的。还有更加荒唐的事情:根据第451/4合同的附件规定, 应派遣1名燃料仪器设备的专家到中国去, 结果却去了2人;包头市447厂请求派遣一位精通工厂蒸汽和煤气专业的工程师, 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于1958年8月31日派去的却是一名修理发动机的技术员等等。
不过, 这方面的状况随着经验的积累是可以不断地得到改善的, 不易解决的问题在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种情况使得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受到了颇为不利的影响, 且未能得到彻底改善:其一是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造成基层社会和广大群众政治情绪的波动, 其二是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消息渐渐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播。这两种状况的出现, 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也在客观上干扰了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结果, 尽管中国政府竭力想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 却没有收到很大成效。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推荐9
最热评论
凤凰网友 [江苏省,镇江市网友]
无可否认，中国的工业化基础的建成，苏联专家的贡献不可磨灭！
推荐36/回复/举报2019-09-09 12:42
凤凰网友 [浙江省,杭州市网友]
实事求是，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也是伟大的战斗民族。
推荐19/回复/举报2019-09-09 15:06
沙俄鼓动外蒙独立，为什么没顺带“吞并”内蒙？这要多亏这个东北土匪
用心去做好服务昨天18:19
外蒙古的独立成为了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处，在外蒙被沙俄不断鼓舞独立的同时，其中有无数细节值得讨论和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不少人，那就是为何沙俄鼓动外蒙独立的同时，没有顺带“吞并”内蒙呢？如果我们翻阅历史的真相，会发现此事可能要归功于这个东北土匪。
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由于孙中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使得当时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性，虽然最后在3月份出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但确实客观上激起了边疆民族的不满，尤其是外蒙古地区，不少势力在沙俄势力的鼓舞下蠢蠢欲动。
哲布尊丹巴
其实早在1911年12月29日，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巴丹就已经登基称帝，并且积极的“开疆拓土”，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内外蒙古等地在内的大蒙古帝国，并且不断的策动当时内蒙地区的掌权者分裂中国国土。
乌泰叛乱地区
1912年初，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右旗（如今通辽市）附近的扎萨克图郡王乌泰起兵反叛，他们拿着沙俄资助的猎枪和子弹，纠集了一支超过3000人的蒙古人军队，妄图分裂我中国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而此时，一名原来是土匪的奉系军阀挺身而出，他就是吴俊升。
吴俊升
吴俊升出生在一个穷困人家，后来甚至落草为寇，成了土匪马贼。在清朝末年受诏安成了清朝官兵，并在民国初年成为了奉系四大掌权者之一。吴俊升率领着受训过的精锐奉系军队，对这3000名乌合之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乌泰兵分三路，原以为他还能拥有祖先的荣光，但没想到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蒙古人的骑兵马刀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吴俊升在首战中利用大炮将这3000名蒙古军打的溃不成军。乌泰就此逃出山中。
当时的外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丹见势不妙，没有派出援军支援，让乌泰成为了一个弃子。吴俊升击溃了这支蒙古军队后，袁世凯政府开始对北部边疆经营，笼络了一大批内蒙古的贵族，稳固了边疆秩序。乌泰也向中央政府悔过自新，最终被软禁在北京城内。
到1915年，中俄蒙签订条约，外蒙古取消独立，实行了自治。但是结局大家都知道，外蒙古最终还是独立了出去。但是因为内蒙古地区存在着大批的汉人，汉化程度较高，同时当时的内蒙古碎成若干个省区，并没有出现如今内蒙古自治区那样庞大的省份，客观上导致了内蒙古没有被外蒙“吞并”。但是吴俊升这名国家功臣，最后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和张作霖同时被日本人炸死。
如今，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堪忧，GDP不仅只有内蒙古的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300万人，还不过中国的一个区县。
1949年斯大林说了句什么使毛泽东没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2019年06月28日 12:59:18
来源：党史网
649人参与39评论
原题：毛泽东与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评价甚高, 称他是 “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不低。1949年毛泽东首次访苏, 苏联隆重欢迎,精心安排火车在正午12点到达车站。当天下午6时, 斯大林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的门厅列队欢迎,这是很破格的。当时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他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祝愿你健康! ”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
但是这两位伟人之间的相处并不融洽,在首次会谈中,毛泽东见到斯大林后想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可是不等毛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 “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战略配合还是战术配合
实际上, 毛泽东和斯大林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处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斯大林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时,更多地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缺乏平等精神。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询问中共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 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斯大林如实地讲明我们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就会遭到袭击、围剿,会吃大亏。另外,我们武器很差,无法同日本进行大会战。
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 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1942年7月德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虽然日本正忙着进行太平洋战争,但仍有不少日本要进攻苏联的传闻。斯大林无法判断这些传闻的真伪,一方面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方面3次致电毛泽东。
在第一封电报中, 斯大林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边境地区, 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 以加强抗敌力量。当时日本在这一带制造无人区,控制甚严。毛泽东也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考虑调若干个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斯大林是世界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建议遭到拒绝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敢为之。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进入反攻,斯大林与毛泽东很少有电报往来。苏联从未向毛泽东透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引起毛泽东不快的第二件事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 蒋介石要抢夺胜利果实。而斯大林却致电毛泽东说: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看后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
为了回答斯大林,毛泽东在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篇文章认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美、英、法同苏联不会破裂,迟早会妥协。毛泽东十分慎重,直到解放军打到外线,稳操胜券,才将此文于中央内部公布。由此可见当初斯大林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压力有多大。
1948年在大决战前夕,苏联政府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的一封信,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苏联的这个举动客观上对即将面临决战的中国共产党泼了一瓢冷水,所以毛泽东写了1949年元旦社论,针锋相对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处理美、苏关系有本质的区别
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人的来往一直不放心。1944年7月美军向延安派了观察组, 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谈判。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蒋介石政策影响最大。因而,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
苏联人对此种关系以及双方的频繁往来十分关心, 同时又感到不安,有所疑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进展情况及其政策,派江青以养病的名义到苏联。随后规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方法、态度及时间上应有的区别。
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维护民族尊严、独立与自主,从不听命外人的摆布。当他不能向斯大林直言时,就采用东方人的智慧和做法,以柔克刚,坚持由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条约。双方僵持了半个月,最后斯大林做出让步。他的让步是不情愿的。就在周恩来已到莫斯科开始谈判后, 斯大林还给毛泽东打电话做最后一次努力。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一吐积郁,讲了自己对共产国际、对苏共及对斯大林的意见。他最大的意见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老子党”“儿子党”的做法,认为“一方发号施令, 另一方得俯首贴耳, 唯命是从”,“往往危言耸听, 借以吓人”。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推荐81
最热评论
草根那啥 [朝阳网友]
坚持自己的民族大义，任何人都不能左右得了毛主席的决心，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
推荐128/回复/举报2019-07-15 13:58
少安毋躁 [湖南省,长沙市网友]
可恨斯大林抗美援朝时不空援。
推荐28/回复/举报2019-07-11 11:58
蒋经国忆蒙古独立背后的较量：斯大林为何非要如此
2019年09月08日 22:12:45
来源：历史研习社
1515人参与151评论
原题：蒋经国：斯大林为什么非要让外蒙古独立？
编者按：二战后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再次遭受不平等待遇，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版图，不仅让国人大感意外，就连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十分愤懑。所有人都知道，外蒙古是否“独立”，取决于幕后操纵者苏联的意志。苏联为何不惜破坏反法西斯盟友的关系，非要一意孤行？蒋经国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透露着外蒙古独立背后的较量。
————————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
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 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 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 ，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 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 条约是靠不住的 。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 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 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
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 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 ，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 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 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
— 审核 喵大大 | 排版 划船不用桨–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推荐45
最热评论
L113223 [其它地区,中国移动其它网友]
斯大林是一坨屎
推荐92/回复/举报2019-09-10 10:53
凤凰网友 [浙江省,杭州市网友]
斯大林这样的在任何时候都有，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实力，骂人是最没用之人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作用。
推荐107/回复/举报2019-09-10 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