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正在全面碾压北方,北京再强也无能为力

南方正在全面碾压北方,北京再强也无能为力

王旭的王 王biubiu 昨天

1

前段时间去香港跑马拉松,见到了久未谋面的两个朋友,他们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长期负责企业的大型招聘。

坐下来闲聊现在的人才流向,他们都提到了一点,在过去的三年中,30岁到40岁这个区间,在职场里已经挑大梁的人物,有明显的从北方向南方流动的趋势。

更确切地说,是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南方城市。

北京已经逐渐开始丧失掉对人才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残酷且不争的事实。

北京是北方经济唯一一杆可以迎风飘扬的大旗,它的任何一种趋势,都可以视为北方经济变化的一个信号。

如今这个信号不太妙。

去年年底,赛迪顾问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发展研究白皮书》,列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排名,前十城市中,南方占9席,北方只有北京1城入围。

一周之前,科创板第一批IPO企业名单公布,9家企业,8家来自南方,只有一家烟台的芯片企业,勉强给北方装点了一下门面。

看城市的GDP排名,以去年为例,前十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天津两城,天津的经济增速还是倒数第一。

2018年上半年,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2%,北方占比下降到38%,这个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2

在很长一段时间,在谈到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落后典型时,国人总是习惯性把东北拖出来鞭打,所谓“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直播”,已经成了一种嘲讽式的标签。

其实整个东北,何尝不是北方经济的缩影,只是看上去特别病入膏肓罢了。

放眼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从远古到西晋时期,北方经济是唱主角的。因为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优厚,中华民族的先民,以及相对成熟的文明,是由这个区域开始孕育而生的。

相比于农业发展相对完备的曹魏地区,吴蜀两国刚刚开发,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这也是西晋后来能统一全国的主要原因。

从西晋末年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开始南移,“安史之乱”则让这种趋势开始加速,深受战乱困扰的北方人,开始大举南下。南方的农业发展,在得到相对先进的耕种技术和经验,加上时局相对稳定,到了宋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北方地区。

宋代文人日常

从北宋到南宋,是中国经济格局定盘的决定时期,南方已经彻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区。

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以包邮区为主的南方地区,之所以能够压倒北方,主要原因还是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开展,不像北方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因为严寒而无法劳作。

周期性无法劳作,就会形成一种惰性,看天吃饭的农业思维就会根深蒂固,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以及商业环境的形成。

如果这么看,东北成为重工业基地,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3

在中国城市权力排行榜中,北京显然是大哥大的存在,哪怕是上海滩也无法与之争锋。

中国历史中,担任过首都的城市很多,比如我们熟知的西安、南京、杭州、洛阳、开封等,以及不熟悉的商丘、哈尔滨、邺城等……

但是没有一座城市,能刷出北京的存在感,这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首都。

要说作为首都的历史,北京跟西安、南京、杭州,乃至开封都没法比,尽管元代已经在北京建都,但是整个王朝才98年的短命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中原和草原蛮族的过渡地带,其实北京就是一缓冲区,一个典型的边疆卫戍城市,没人愿意去的苦寒之地。

就跟人会行大运一样,北京偏偏遇上了朱棣,北京本来是燕王朱棣的一块封地,军人出身的他,对自己带兵打仗的这块土地很有感情。

在发动“靖难之变”顺利夺取皇位后,朱棣作为叛乱一方,在纲常礼法上并不具有正当性,他对南京一点都不留恋,内心觉得晦气。大领导都喜欢不破不立,北京就成了他的迁都第一选择。

从环境气候,以及生活习惯上,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大臣们,并不喜欢条件艰苦的北京。在南京,他们有鸭血粉丝汤喝,有玄武湖可以逛。到了北京,那时候估计连卤煮火烧都没有,一言不合就风沙漫卷,一到冬天就干燥到流鼻血。

在大臣们的怨声载道中,北京这座人造首都,就是这么硬生生拔地而起。

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

北京是罕有的没有自然湖泊的城市,更没有什么大江大河,跟大海也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而世界上著名的超大型城市,基本上都是靠着江河湖海而汇聚人群,自然而然发展壮大起来。

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气,而北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干燥。

从一开始,北京就不走寻常路。

就算人类的几大文明,比如古埃及之于尼罗河流域,比如古巴比伦之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比如古印度文明之于恒河流域,比如中华文明之于黄河流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都是一座资源匮乏的城市,而它的一飞冲天真的如中了六合彩一样神奇。

从北京的诞生,到突然发迹,到唯我独尊,政治是这座城市兴旺的根本,是它骨子里的胎记。

4

进入民国之后,南京取代北京,成为首都,北京丧失了政策资源之后,迅速开始边缘化。

当时北方最潮的城市不是北京的,而是天津卫。

跟大上海有点类似,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只是一个运河边的小镇,后来被拓成通商口岸,西方在这里设立了9国租界,成为北洋重镇。

1870 年起,先是曾国藩,然后李鸿章,都是驻在天津的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他们的思想开放,有意无意把天津大造成中国现代化的试验田。

很多新事物,比如新式海军、警察制度、女子学堂、电话、铁路等, 都从天津引入中国。

1863 年建成的天津利顺德饭店

那时候在天津,出现了很多风起云涌的人物,比如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比如蔡锷将军和小凤仙,退位的皇帝、下野的总统总理,暂时风头的军阀、藏于市井之中的土匪,女中豪杰、以及各色文人,都聚集在天津租界里。

尤其是1927年,民国首都南迁南京,天津更是呈现出极尽绚烂的风骚。

那里是北方的冒险家乐园。

就算是现在,沿着海河大道去天津的金融区,还能看到成片的老洋房,那些建筑当时是欧洲人的公司,是洋行,是俱乐部,是金融机构,它的那种恢宏的气势,毫不逊于上海。

北有天津,南有上海,这是中国遥相呼应的双子星。

那时候,哪有北京什么事儿啊。

北京那时候不要说跟天津比,就算跟保定府比,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为谁是直隶省的首府而争得披头散发。

那时候的北京,因为北方连年战乱,本身又是个资源匮乏的地区,流民数量庞大,以至于要跑到河北山东乞讨,以求活命。

民国时期北京市井景象

那时候的北京,还在被外地进京作家周作人揶揄东西难吃:“枉做了五百年首都,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未免丢人”,甚至“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

1949年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大逆转,天津迅速陨落,成为了中国最尴尬的直辖市。

去年5月,天津推出“海河英才”计划,本科学历以上,40岁以下,就能落户天津,一度有30万人申请。

业务办理当天,央视现场采访了42人,有32个来自北京,他们落户天津的原因,是孩子可以就近上学,说白了天津不过是北京户籍政策影响下,变相出现的一个备胎。

天津剩下的,除了雨打风吹还未散去的租界洋房外,就剩下相声这一项本土精神遗产,所谓“哏都”,还有的就是煎饼果子卷一切。

5

天津人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嘛过不去的,笑一笑什么都不叫事儿。

去年有一项关于自杀的调查数据显示,天津人的自杀率最低,这个城市的人,特别懂得如何劝慰自己。

其实北方想在南方面前有点尊严,无非是东北三省➕京津➕山东三地,这是三个基本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如今东北的持续性衰退,已经让北方经济塌掉了半边天,要知道改革开放之前,北方之所以可以同南方形成旗鼓相当的均势,东北重工业基地功不可没。

从整个北方来看,山东的经济总量还说得过去,可是其经济增速却越来越疲沓,主要是经济结构还是太传统,全国互联网企业百强山东只有2家,排名都在60名以后。

至于北京的后花园河北,近几年经济总量先后被四川、湖北、湖南超越,从全国第六位下降到第九位。

备受吐槽的石家庄新长城国际影视城

而且天津最大的危机是经济负增长,这一点跟辽宁去年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你看不到什么希望。

现在的天津,几乎沦为一个传销之都,权健的惊天丑闻,让大家开始审视天津,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中,里面有多少这种灰色地带。

整个东北的问题,其实在北方省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问题看上去没那么严重,或者被各种粉饰了一下罢了。

中国的北方,如果发展得很顺遂的话,棋盘上至少应该有四个星——北京、天津、大连和青岛。这四个城市形成一个四边形,辐射到周边的城市。

如今天津日渐式微,大连早就被东北衰退拖得自顾不暇,青岛城市经济总量十名开外,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杀进前十俱乐部,这是非常尴尬的存在。

整个北方,就靠北京一座城市撑起门面。

6

我对北京很有感情,但仍然要说,北京是一座你无法亲近的城市。

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同这座城市的威权,形成了一种虐恋的sm关系。

很多爱上北京的人,尤其是南方人,就像嗑药一样爱上的,就是这种关系。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吃卤煮、炒肝儿和豆汁儿,但为了表达一种内心的归属感,会尽量去说儿化音,展现那种显而易见的不属于他们本性的粗粝,美其名曰浑不吝。

因为北京是一杆红旗,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很多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概念,而多少人去北京,就是想看一次升旗。

可是如今的北京,已经成为户籍和外来人口控制最严苛的地区,包括购房社保的政策,以及机动车摇号,这都是很多外地人难以逾越的天堑。

北京正在失去它的宏大叙事能力,以及神秘性,吸引力的江河日下,也就不足为奇。

冯小刚饰演的六爷,被视为传统老北京的代表形象

在对市场经济的回应上,北京从来都是滞后的,不是说北京人脑子不聪明,而是骨子里有着一种天然的骄傲,不屑于投身到这股大潮中,毕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说,他1985年第一次来北京时,北京只有国营餐厅,服务态度非常差,而那时候的广东个体户餐馆已经非常普遍。

就算在现在,一些北京的老字号餐厅,晚上十点关门都是雷打不动的,这是丝毫不可以商量的,至于什么服务态度,你想都甭想。

在这一点上,南方要做得好得太多,比如我去杭州的便利店买一把伞,店员就会很贴心地问,先生用不用剪去上面的商标?这句关心语,在北方城市中,都是不大可能有的,这是一种服务意识。

比如我去深圳买东西,你买一件衣服,店员还会送你两瓶水,对此我是很惊诧的。但你能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他们愿意为商业行为,付出最真诚的努力。

7

南方的全面繁荣,同各地大力发挥新兴产业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着直接的关系。新一代信息电子、新能源、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在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合肥、贵阳、成都等地大规模集群发展,而北方只有北京孤零零一个城市拿得出手。

其实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不仅仅是通过GDP,或者经济结构形态来呈现,用体育产业的结构,就可以最直观地判断出来。

毕竟体育是中产阶级的消遣,一个贫穷的地区,不可能有什么中超俱乐部,不可能有网球、高尔夫的顶级赛事,不会有庞大的消费群体。

在这一点上,与北京对标的上海,一直是一个榜样级的存在。

现在衡量一个城市实力的指标之一,就是其是否拥有中超俱乐部,相关球队的成绩如何。现在在中国,除了大连这样的传统强市外,能拥有中超球队的基本都是直辖市和省会。上海不但拥有两支球队,还有一支是去年的冠军,这一点之前只有广州做到了。

上海网球大师赛

在全中国的城市中,上海是一个异类,当其他城市还在热衷于举办大型赛会制综合运动会,上海已经进入跨过这个阶段,似乎对此从未有过兴趣。

我们能叫得出口的上海的体育赛事,统统都是国际级职业赛事,每一次举办都能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上海网球大师赛、汇丰冠军赛,以及F1大奖赛就不用多说,据说上海马拉松正在申请世界大满贯的资格,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将成为媲美波士顿、芝加哥、纽约、伦敦、柏林和东京的第七大马拉松大满贯赛事。

F1大奖赛上海站

在这个城市,大力发展职业赛事,以市场为准绳,以消费者为导向成为风潮,体育局并不愿意为了政绩而改变策略,上海成为中国最为深耕体育产业的桥头堡。

体育发达与否,是现代社会的风向标,如果你去过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就明白真正的中产阶级,早就把参与体育运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上海人已经遥遥领先。

体育作为一个切片,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人骨子里的商业精神,而不是面子工程,商业必然孕育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摇篮,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良性循环。

在上海的带动下,南方举办职业大赛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武汉、成都、深圳、珠海等,而北方似乎只有北京,永远都是北京,做了那么多年也没见有多大长进。

大脑是最自由的星球,这颗星球决定了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决定了结果的成败。

8

关于南北比较的话题,用最近被热议的两张电影节海报,就能很好地对比和诠释。

这是今年6月上海电影节的海报,主题是“创生万象,幕后为王”,主视觉灵感来源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大闹天宫》。

而这个,则是今年北京电影节的海报,它要传递的是什么,大概没有人会知道……

以至于有人都把原始素材图都找出来了。

其实北京电影节的历年海报,都很简单粗暴,只是今年的海报,真的太像街边喷绘打印店实习生做的,让人无法容忍。

有人在讨论,这种海报是怎么出炉的,其中低劣的审美,传递着什么信号。

还能有什么信号,当然是傲慢的信号。

因为北京电影节再差,那也是北京的电影节,只要是北京的电影节,就一定会有人来捧场,根本就不用担心市场如何反馈,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

这在南方是无法想象的。

在任何一个维度看,北京都是一个完全无法复制的样本,嘴里衔着的金汤勺,别人永远无法复制。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还代表着北方最高水准的审美。不用什么高屋建瓴,一张电影节的海报,已经说明南北差距有多么巨大。

上海和包邮区的其他城市,可以相映成辉,可以互相成就。这一点,在北京身上,是不存在的。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都懂。

北京繁荣与否,跟北方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北京越强,北方愈弱,就像一种魔幻现实主义。

能救北方的,只有北方人自己,只能解放自己的思想。

如果一个地区的思想不够开放,无法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形成竞争力,自然就会陷入到泥沼之中,毕竟傻大黑粗、等着政策来调配的粗放式发展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做出了成绩的城市和地区,反而会得到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从而得到更多有力支持,不断扩大化发展,而经济落后地区,越做不出成绩来,国家政策越不可能去有所照顾,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这是一个马太效应,更是一种虹吸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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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19-04-0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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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吐嘈

  1. talkasme 文章作者

    这场差点危及清朝统治的蒙古大叛乱,被乾隆用如此手段平息下去
    2019年05月24日 10:01:40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战争史

    0人参与 0评论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同生活在中原的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也从来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即使一时解决了,也无法长期保持稳定。只是到了清朝,满洲统治者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一举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原几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问题,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蒙古族全部纳入清帝国的统治下,而且保持了二百多年的稳定状态。那么,清朝统治者到底有何智慧,用何方法实现了这个极为艰难的目标呢?有人说是靠联姻,有人说是靠推广喇嘛教,还有人说是靠盟旗制度,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全面。下面,笔者就要从一场鲜为人知的叛乱谈起,说说清朝统治者控制蒙古的智慧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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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疆域图。蒙古三大部全部都被纳入了清帝国的版图内)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乾纲独断,决定抓住准噶尔内乱的机会,出兵西域,彻底消灭清朝的宿敌准噶尔。为了不耽误稍纵即逝的战机,乾隆帝决定跳过漫长的后勤准备时间,命清军采取就地抢掠的方式进行补给。同时,又命令邻近准噶尔的喀尔喀蒙古各部就近提供马匹、牲畜给清军,还要抽出士兵跟随清军一起西征。清军的快速进军,果然起到了奇效,准噶尔统治者达瓦齐很快兵败被擒,清军顺利实现了灭亡准噶尔的战略目标。

    然而,曾引清军西征的原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因对清朝不册封他统治准噶尔不满,遂在前往热河觐见乾隆帝的途中逃走,回到准噶尔故地,竖起叛旗,于是西域地区烽烟再起。此时清军主力早已东归,留下的兵力很少,一时之间可谓是手忙脚乱,焦头烂额。乾隆帝闻讯大怒,他不但痛恨反叛的阿睦尔撒纳,还迁怒于与负责护送阿睦尔撒纳来热河的札萨克和硕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这位蒙古亲王不但是乾隆皇帝的女婿,也是地位极其尊贵的喀尔喀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的兄弟。但乾隆帝一概不管这些,认定额琳沁多尔济私通阿睦尔撒纳,将其故意放走,实属罪大恶极,赐令自尽。消息传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亲自向乾隆帝求情,然而没有任何作用,额琳沁多尔济最终被迫自尽。让乾隆帝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位女婿的死,竟然在整个喀尔喀蒙古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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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叛乱的阿睦尔撒纳,直接造成了额琳沁多尔济被处死)

    其实,喀尔喀蒙古的叛乱是早有征兆的。由于清军进军西域的时候,一再就近征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马匹、牲畜,还要求喀尔喀各部出兵,自备武器装备,协助清军作战,本来就经济薄弱的喀尔喀各部经不起这样大规模的榨取,很快就陷入了经济困难之中。再加上蒙古高原爆发了雪灾,又开始流行天花,内外交困的喀尔喀蒙古人对清廷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整个喀尔喀地区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乾隆帝不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求情,悍然处死地位尊贵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的行为,终于为这个火药桶落下了引发爆炸的火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札萨克图汗所属托辉特部首领青滚杂卜首先举起了叛旗,一下切断了正在西域作战的清军的后路,消息断绝,粮草无继,军心惶惶,只得紧急退往喀尔喀地区,去对付青滚杂卜叛军。更可怕的是,青滚杂卜的叛乱彻底引发了喀尔喀蒙古人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在青滚杂卜发动叛乱之后,有23个喀尔喀王公聚集在克鲁伦河畔,共同商议举兵反清的事宜。他们召集了15000人的兵马,准备加入青滚杂卜叛军,并决定脱离清廷统治,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国主,独立建国。可以想象,假如整个喀尔喀地区都举起叛旗,则清军不但将完全失去对西域和漠北地区的控制,而且漠南蒙古各部也必受影响,很可能会有王公加入叛乱。而如果整个蒙古都反了,清王朝的统治必将根基动摇!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乾隆帝的应对之策就显得至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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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

    乾隆帝毕竟是个富有政治智慧的君主,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政策失误。他首先对喀尔喀各王公表态,表示自己对喀尔喀人因为西征之战蒙受的经济上的困难并不知情,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定设法补救,给予喀尔喀人以必要的赈济和帮助,希望喀尔喀各王公保持冷静,不要参与叛乱。其次,他又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请漠南蒙古的藏传佛教领袖章嘉活佛三世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联络,对其进行抚慰和劝诫。章嘉活佛不但在宗教地位上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相当,而且二人的私交也很好。他的出面,让愤怒中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感受到了乾隆帝的诚意,于是逐渐冷静下来。而他的态度的转变,又直接影响了喀尔喀各王公们的态度。面对乾隆帝诚恳的劝诫以及“不咎既往”的明确表态,喀尔喀各王公终于没有加入青滚杂卜叛军。失去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喀尔喀各王公支持的青滚杂卜叛军,很快被清军打败,青滚杂卜被擒后送北京处死。一场本来极其危险的叛乱终于就此被乾隆帝平定下去。随后,乾隆帝即设立了库伦办事大臣,加强了对喀尔喀各部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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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章嘉活佛三世,他对平定青滚杂卜叛乱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从这场叛乱中乾隆帝的应对措施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帝采取的是比较高明的政治手段。一方面,坚决打击已经叛乱的王公,一方面,对有可能参加叛乱但尚未真正参加叛乱的王公竭力进行拉拢,化解矛盾、纾解怨气,团结大部分,孤立一小撮。尤其是,乾隆帝能迅速认识到自己政策的失误,立刻改弦更张,紧紧抓住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这个关键人物,利用他去影响喀尔喀各王公。而清廷多年来厚待藏传佛教领袖的政策也在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终于将一场原本可能危及清朝统治的大叛乱消弭了下去。

    管中窥豹,这大概也就是清朝能够长期稳定控制蒙古的原因所在了。

    参考文献:《清实录》、《啸亭杂录》、《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

  2. talkasme 文章作者

    大清完了,但却为中国留下了这些好东西
    2019年05月24日 10:50:27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地球知识局

    30人参与 1评论

    自16世纪开始,世界各地陆续开始建立起一系列形态各异、地域广阔的帝国,有西班牙、不列颠、莫卧儿、俄罗斯、土耳其,还有中国的清帝国。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前述大多数帝国都已经崩溃瓦解,其中一些甚至彻底被打回了民族核心地带,彻底丧失了对周边缓冲地带的控制权。
    晚清也有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但在重大的内忧外患冲击下,晚清政府仍然采取了若干措施,基本保留了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后世的民国和红色中国在法理上保留了相当宝贵的领土。
    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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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贡体系的解体
    1500年,世界有三大体系并存:欧洲秩序、穆斯林世界以及东亚朝贡体系。明清易代,清朝继承了明朝在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根据距离远近和中华文明的辐射程度,从内到外,可以把朝贡体系分为三环。
    印度为什么毫无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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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环是原明朝故土内地十八省,行汉法,设总督、巡抚管理。第二环是外围的满、蒙、疆、藏,是清朝入关前后陆续统治的地区,由理藩院管理,实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策略。第三环是外围的朝鲜、浩罕、尼泊尔、缅甸、越南、泰国、琉球等外围朝贡国,向清朝进贡,同时接受册封,是一种松散型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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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列强对清帝国的渗透入侵,实行的正是“剥洋葱”策略,将绵延千年的东亚地缘秩序一层一层剥开。
    16世纪开始,西方西、葡、荷、英、法等国陆续东来,南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先后被列强征服,沦为殖民地,东亚朝贡体系也开始受到欧洲秩序的冲击。
    大清被殖民帝国团团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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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年,暹罗最后一次向清帝国朝贡,之后便脱离宗藩关系,宣布成为“自主之国”。1875年缅甸最后一次向清帝国朝贡。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并将其改为冲绳县。1885年中法战争后,中法签订《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权利,承认越南为法国的附属国。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朝鲜独立,实际上标志着清朝朝贡体系彻底解体。
    即使泰国仍是清朝属国,清朝也不愿保护泰国
    在英法之间外交斡旋,反而成了求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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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过程,清朝并非一味退让,也曾经动用武力予以回击,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但是由于国力衰弱,最终失败。外围朝贡国的丧失,拆除了中国本土的藩篱,颠覆性重组了周边地缘秩序,打开了入侵中国的大门。
    日文版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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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第三环秩序尚未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核心,在国力衰微、科技落后的情况下,清帝国为求自保往往避而不战(战也未必能胜)。最终原本巩固在大清国周边的藩属国,逐渐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代理人和跳板,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虎视眈眈。
    内陆边疆的危机与反制举措
    到1840年为止,东北大部、内外蒙古、青藏高原正式纳入清朝统治不过200余年历史,距离清军彻底扫平准噶尔部也不过80年时间。随着列强对清帝国完成包围,第二环广大地区也面临着得而复失的巨大危险。
    处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想长期稳定控制非农业地区,需要保持很高的政治组织度。但进入近现代工业时代,边疆不能再模糊,必须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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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逼迫清朝先后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割让中国东北、西北共15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外,怂恿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窥伺外蒙古,1900年派兵占领东北,很显然,其终极目标是占领长城以北中国领土。
    俄国人从来不嫌土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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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英俄大博弈也在西藏展开,双方渗透到西藏,拉拢僧俗上层势力,鼓动其与清朝中央政府对抗,谋取利益。
    第二环的安危就和第三环朝贡国解体性质完全不同了。这是涉及祖宗江山、国家领土的大事。即使明知不敌,清政府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
    这园子还修不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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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武力回击收复领土。面对边疆危机,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爆发了海塞之争辩论。曾、李主张弃西北,保东南;左宗棠则力陈,“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最终清政府海塞并重,派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使其成为中国毫无争议的领土。
    可惜,并不是全部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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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移民实边。长期以来,清朝对广大边疆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严禁汉人迁入,确保“龙兴之地”的安稳。以 1890 年为例,蒙古地区为 160 万人,新疆为 145 万人, 西藏为160 万人。但是吉林的人口仅为 48 万人, 黑龙江仅为 67 万人。
    边疆人口的稀少,为沙俄割占广大领土创造了可乘之机。事实上,在《瑷珲条约》签订以前,沙俄已经多处渗透到外东北。
    沿着黑龙江-阿穆尔河和一路移民
    而中国东北却只有67万人口,确实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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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清政府逐渐放开封禁限制,鼓励内地迁徙到边疆,开垦置业。东北从1871年的330万人,到1910年的1683万。新疆从1898年的167万, 增至1910年的208.5万。内蒙古1902年取消圈禁,至1908年,迁入人口达160万。
    边疆先后开禁, 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交通业、运输业、手工业、采矿业等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填补了东北漫长边界线的空白地带。
    广阔天地,大有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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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建制设省。清前期对边疆采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策略,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克服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而实施的统治策略。
    对边疆地区的“治同内地”政策,强化了管理,遏止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清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最显著的就是满蒙联盟的解体。
    长期以来,满蒙结盟,以治汉地是清朝的国策。在抗击英法侵略军、平定陕甘起义中,蒙古各部纷纷出兵,履行满蒙联盟义务。但是随着僧格林沁败死,蒙古骑兵也无法抵御洋枪火炮,满蒙联盟开始让位于满汉联合。再加上汉族不断迁徙边疆,引起了部分蒙古上层王公贵族的疑虑,加剧了满蒙矛盾。
    1840年以后,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未受到清帝的召见,宗教上的紧密感也削弱,标志着满蒙联盟彻底名存实亡了。
    内地的危机与自强
    尽管清朝在统治前中期,一直突出自身在满、蒙、疆、藏、汉五族之间的超然性和核心地位,但是在晚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内地十八省都已成为帝国各项内外事务的重中之重。
    此时内地可谓外患和内忧。外患方面,从英国开始,列强逼迫口岸通商,划割租界,签订条约,日本割占台湾,打破清朝主权。甲午之后,更是掀起瓜分狂潮,中国沿海,自北至南的良港被占有殆尽。此外,凭借外国资本修筑铁路,列强势力范围遍布中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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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忧方面,自咸丰朝开始,陆续爆发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云贵苗民起义。清朝的八旗、绿营兵彻底失去战斗力,不得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个人建立的湘军和淮军,平定各地,最终保持了国家稳定。
    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沦陷于太平天国,同时捻军纵横华北,回乱摧残陕西,清帝国陷入比三番之乱更可怕的内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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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刺激清朝政府开启洋务运动,开设兵工厂,编练军队,在各地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同时组建北洋、福建、南洋三支海军,巩固海防。这成为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滥觞,也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
    有模有样,但仍像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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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清朝不可能再以满族权贵支撑战乱后的国家改革,历史的进程正在超出国体的承受极限。
    清朝平定太平天国,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湘淮军是主力。满族权贵虽然名义上握有中央权威,但为了平息内乱不得不向汉族精英分享地方权力。此后,湘系官员长期担任两江总督,淮系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汉人的话语权明显提升了。
    湘淮四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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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权力,责任也变得无比巨大
    有时候甚至要为历史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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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局面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和下移。军权上,湘淮军包括袁世凯北洋新军都以师生、姻亲、结拜等关系为纽带,促使军队私人化,成为近代军阀形成的肇始;地方政权上,地方大员的幕僚等形成了庞大的私人行政网络,架空了满人在行政系统中的控制力;经济上,汉族精英为主的洋务派是晚清最大的工业实业家,进一步增强了力量。
    李中堂不敢造次,慈禧太后也不能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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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清朝政权开始分散为一个中央集权大中心,若干地方权力小中心,埋下了离心的种子。
    1900年,慈禧宣布与列国开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大部分督抚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权力分裂趋势已显。
    刘坤一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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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慈禧、张之洞等老派满汉领袖人物的去世,激进的满族亲贵组织皇族内阁,强行加强中央权力,罢免袁世凯,导致满汉分裂无法弥合。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各地督抚观望居多。
    最终清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崩溃,其源头恰恰在于湘淮在危难时期的效忠。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清朝留下的还是一个完整的多民族国家,这也是其最大的遗产。在宣统的《清帝退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作为条件,清室要求民国保证各族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允许保持王公世爵、保持各族宗教信仰,并且明令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可以说大清一直到死,也维持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理念,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和明朝的疆域遗产相比确实不知大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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