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外来侵略前反应不同

大家丨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外来侵略前反应不同

2018 11/07 17:07 腾讯大家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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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汇是 “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相似之处。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今天微博上流行一句话,“如果你想看唐代的中国,就到日本去”。确实,盛唐留给日本的印迹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席地而坐和榻榻米,就是唐时风俗。1903年梅景九到日本去留学,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1]

两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也很相似。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生活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常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在公司的升迁基本上都是按年龄资历而不是能力。两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宴会入席时,大家都会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争上老半天:不是争先,而是争后。

直到现在,两国的某些社会机制也惊人地相似:家庭在社会上起着核心作用,家庭中都强调长幼尊卑,日本比中国还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气息更为强烈。高考一样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最严重关口。入学考试对两国学生同样是一场灾难。“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照章办事,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应付报考大学,而不是为了真正学习知识。例如语文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要遇到的那种复杂语法问题。”[2]这种批评,中国人听起来准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国家。

因为这些相似,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3]

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4]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长达百余年的学习,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容易甚至是可能。这是为什么呢?

在中国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一人说了算。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日本的天皇,更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生活状态很是可怜,连吃饭都靠别人。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世袭制,社会流动性极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科举可以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沿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他们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而且,日本统治阶层整体上历来清廉,贪污风气并不兴盛。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与它和西欧的这种结构相似性直接相关。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有力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有序,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更容易),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如此,中国数千年来还处于官僚制度的统治之下。……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

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必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君权素重,官僚制度完备,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乾纲独揽,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清末中国的大一统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作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幕府自身也有反应的能力,实际上也作出了反应。强大的德川领地之一的水户藩和接近幕府的越前松平藩也是如此;士佐的山内藩、长州的毛利藩,萨摩的岛津藩等外藩中也都有一些反应。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地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5]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中日反应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独尊儒术,思想高度一元,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却有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6]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7]

注:

[1] 申维辰主编,《清代与民国初期文学》 第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

[2] (美)才能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3] 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宏业书局,1987年,第335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5]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第36页。

[6]张允起等编译,《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页。

[7]张允起等编译,《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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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吐嘈

  1. MarlinH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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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alkasme 文章作者

    建三线,最早是林彪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其目的之一是转移大会上对毛泽东的不满。1964年8月17日,美国对越南战争升级二个星期后,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大讲要加速三线建设,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一定爆发。会上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要了解清楚才做决定。二年后,美国的战略意图很清楚了,那就是不要把中国拖进印度支那的战争。

    1964年,毛泽东担心的是美国会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中国,三线建设,起初的考虑是防美国的侵略,要搬到大西北,后来才想到,好些地方太近苏联了。到1967年,又和苏联闹僵了,神经质地以为苏联马上就要进攻中国。1979年,邓小平上台,说世界大战十年二十年不会发生,要裁军。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真是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的家伙。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大步地后退,让出北京还不够,要让一千里,让到郑州。然后诱敌深入。留一片焦土给敌人,然后在消灭了大量敌人后再收复失地,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个打法,老百姓是要吃大苦的,对此毛泽东是不在乎的。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本身就是大可质疑的。真把上海天津沈阳这三块工业基地让给了敌人,毛泽东就没有了要打仗的物质生产基础。这三块人口多的地方让给了敌人,敌人也可以扶起个没有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来统治的。毛泽东知道他没有力量挡得住苏联的坦克,没有力量挡得住美帝的海军,他只好退,他的战略是向他的现实屈服,但他喜欢把它吹成伟大的泡沫,来欺骗老百姓和他的党员。

    从战术上说,把一个大工厂造在深山洞里,敌人是炸不到了。供应工厂的只有一条铁路桥梁,给敌人炸断了,没有原料粮食怎么生存,把洞口炸垮了,里面的人都要闷死的。为了三线的电力供应,造了葛洲坝水电站,一个导弹,大坝破了一个缺口,水流光了,还发什么电?毛泽东的决策落后于时代,是蠢的。

    斯大林要死守住斯大林格勒是有道理的,他守住了南方的石油产地,守住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区。斯大林打阵地战,保卫了他的人民,保卫了他的兵员来源,保卫了俄国取胜的信心,到最困难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放弃莫斯科,军事历史证明了他做对了。毛泽东当年在暗底下嘲笑斯大林不会打运动战。后来他自己坐了天下,不去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怎么打的,固守在毛泽东自己的狭隘经验主义里,还自以为伟大。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5-1970),原定的方针恢复原有的生活水准,发展农业,增加轻工业产品,改造原有的工业。1964年五月毛泽东驳回计划草案,强调基础工业,并提出一二三线的划分。1964年八月十七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更是大叫要加速四川贵州云南的铁路建设,铁轨不够用,从别的铁路上拆下来,毛泽东的不讲经济效益的伟大,由此可见了。

    毛泽东伟大的地方在于搞人海战术,在50公里的一段铁路上集中了十万人,平均每一米铁路有二个人。重庆到武汉的铁路在1973年完成,但不能交付经常的使用,修理了好几年。

    1969-1970,中央被文革搞得失控,地方领导们也被打倒,三线建设停顿,其职工是打内战和不做事。1970-1971,把三线建设交给地方管,决策层下降,毛泽东还要地方搞小三线建设。连钢笔厂都要从上海迁到贵州去。当时上海的一个领导听到了此事,说了一句,运一个车厢的钢笔放在三线,打几年仗都够用了。这样,上海的钢笔厂才逃脱了内迁的命运。

    三线建设,比文革的损失还要大。三线建设化了1963-1965年国家总投资的40%,1966-1970年的53%,1971-1975年的41%。据1981年的统计,中国有5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1800家就是那个时期在三线造起来的。毛泽东的时代,1953-1975年期间,在四川一个省的工业投资就超过了上海天津和江苏三个地区的总和!渡口钢铁厂第一期建设,用了10万建筑工人,化了37亿人民币,成昆铁路化了33亿人民币,贵州的一个煤矿用去了10亿人民币,兰州造个水坝,投资了6.48亿人民币。总共估计用了二千亿人民币。

    潜水艇是在江西省造的,火箭造在青海湖边,所有的工厂都要靠山进洞分散,因而都要造公路铁路。西方估计,80%的投资都得要用在路上!在贵州省,有的工厂造在洞里,许多人死在造洞,造好后,水在洞墙上渗出来,工人呼吸都困难!

    在城市里还造了许多城防工事,武汉造了五十万平方米的,沈阳造了34万平方米的城防工事。北京西山的地下可以停坦克大炮,明陵附近也挖空,可以停飞机。山东省挖了可以停潜水艇和兵舰的山洞!

    按中国经济学家Chen Dong Sheng的报告(经济问题探索,第二期,页9,1980年)1953到1979年期间,投资一元,中国沿海地区有0.975元的产出,内地是0.414元,三线地区是0.256元。这样做赔本生意的事,怎么会有?居然就有!在毛泽东的中国。

    1960年中国在技术上能轧四米阔的钢板,那是造坦克用的。得意之余马上决定在三线的Wuyang造个大炼钢轧钢厂。快造好了,发现那里的铁矿含有铀,不能融化炼铁。只好从外面运铁进去,当地没有火车,只好用卡车运。轧出来的钢板要靠卡车才能运出来,只好轧3.4米阔的钢板才能运输。

    原来中国就有个坦克大工厂,叫617厂,是苏联帮助造在包头的,能生产1000辆坦克一年。这个厂太靠近苏联了,所以要再造一个,那就是山西太行山下的5419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生产厂,设计的年产量高到2500辆,厂里面有22个分厂和电厂,它什么都能自己造,还有从煤生产煤气的厂(不过此厂从来没有生产出煤气来)。工厂还有一部分造在地下。单单一个发动机外壳浇铸厂就要5000工人。总装配线长度到0.7公里。当然还要造宿舍学校医院商店等等。等到毛泽东死时,坦克还没有生产出来。到1984年,工厂可以开始生产坦克了,计划每年生产500辆坦克,那时邓小平上台,跟本不会和苏联打仗了,完全没有生产任务下达,工厂只造了不到10辆的坦克。这个坦克大厂,总共花了国家35亿美元。

    那时工厂的钱用完了,上级也不批钱下来了。幸运的是,伊朗和伊拉克打仗,二边都到中国来买坦克的零件,靠做军火生意,厂里才有钱进来。到1990年,中国信托投资公司(CTITC)帮忙找到一个新加坡公司来投资3亿美元,计划做内燃机。结果新公司也失败。

    当时,这个厂欠了20亿人民币,一半工人下岗,还有一半工人欠薪9个月。山西80%的军工厂是这样的情况!

    来救这个厂的是美国人。1995年底美国Caterpillar公司的Ron Martin到5419厂时,外宾招待所都没有钱买煤烧火,Martin只好穿了衣服睡觉。工厂里工人没有纪律,没有动力,管理很差。和美国的合资,才开始救了厂。工厂有了利润,替厂办的学校买了电脑,还请了一个美国人来教英文。不少中国工程师到美国去进修。

    1979年起,中国对三线投资大减。1983年,中国的建设方针是沿海为先了,优先颠倒过来了。要讲经济效益,讲利润了。在三线的那些企业在求利润上是先天不足的,政府实行的计划内计划外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品价格不能提高,而三线企业大部分生产计划内的产品,这样一来,三线企业只能是转并关了。

    许多三线企业从山沟沟里搬出来,比如第二汽车厂,就从山里搬出来后得以生存的。有些三线企业就只能放弃了。1988年一年里,就化了20亿人民币把这些三线工厂再搬出三线。

  3. talkasme

    日本东京塔首次披上“中国红”
    2019年02月05日 11:41:36 来源:观察者网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五、四、三、二、一!”伴随着声音震天的倒计时和欢呼声,当地时间4日晚6时30分,日本著名地标性建筑东京塔下千余只气球从500名小朋友手中放飞,紧接着东京塔首次点亮“中国红”。

    图自东京塔官网

    据中新社2月5日报道,中国农历除夕夜,东京塔下人头攒动,大家冒着严寒从各处赶来,只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出席了当天的点灯仪式并致辞。程永华说:“今天是中国传统的除夕夜。我们在日本东京,和近14亿中国人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一起迎接这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程永华表示,在中国,红色象征着热情、幸福、美好和蒸蒸日上。东京塔是日本著名观光景点,也是东京的象征。值此除夕之夜,东京塔披上“中国红”,这不仅表达了广大旅日侨胞对祖国和亲人的赤子之心和亲切问候,也传递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节日祝福和良好祝愿,更寓意着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将更上一层楼,迎来新的发展。

    “中国红”照亮了东京的夜空,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奇观”吸引而来。塔下,小朋友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和着音乐,拍着手,唱起了歌谣《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轻松的旋律,熟悉的歌词让在旁围观的侨胞也一起拍手哼唱起来。

    据悉,这500位小朋友来自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同源中文学校、睦新中文学校。同源中文学校校长杨林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他们学校一共来了160多位孩子,年龄大致在7至9岁。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辛苦排练了三周时间。孩子们能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通过东京塔首次点亮“中国红”这一活动体验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将会是终生难忘的记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今晚都很兴奋,他们都反馈说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杨林告诉记者。

    在孩子们周围布置了来自四川自贡的新春彩灯,“西游记”“大熊猫”等家喻户晓的中国元素造型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合影留念。场内还有精彩的舞狮表演,活灵活现的“狮子”摇着尾巴走进人群任凭游客抚摸。

    赵女士在东京生活多年,由于工作原因很少有机会能回国内过年,她听到晚上有点灯仪式的消息后早早便赶到现场找了一个视野还不错的位置。“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场活动真的很温馨,现在我心里都是暖暖的,明年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春节”,赵女士对记者说。

    在记者回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吉田先生问,“东京塔那边怎么这么多人,而且塔怎么也变成了红色?”在听了记者的回答后,吉田感慨道,日中两国文化原来有这么多相通之处,近邻更要相互加深理解和交流。

    另据人民日报客户端2月4日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视频致辞向中国人民拜年,送上诚挚的新春祝福。据悉,这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拜年。

    人民日报客户端视频截图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责任编辑:杨尧 PN090]

  4. talkasme 文章作者

    凤凰独家丨日本史上首位公布癌症病情的天皇
    肿瘤情报局<更多内容2019-04-19 10:21:11 此账号为大风号风铃计划加盟成员,文章为凤凰网独家版权所有。 撰文/詹涓 2018年12月23日是日本现任天皇明仁的85岁生日,也是他在天皇任上的最后一个生日——今年4月30日他将退位并由皇太子继承皇位。 null 在作为天皇的最后一个生日到来时,明仁天皇本人显得情绪很激动。20日他出席了生日记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这一活动。在约20分钟的记者会上,天皇在回顾30年的任期时提到,“对我而言,作为天皇的旅程即将结束,感谢许多国民愿意接纳作为象征的我,并持续地给予支持。”他追忆起自己亲身经历的诸多历史,尤其强调,日本战后的和平和繁荣是建立在大量的牺牲与全国民众努力基础上的,要求人民不要忘却历史,他还期望即将成为新天皇的皇太子德仁、以及其弟秋筱宫文仁亲王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月12日,尽管距自己退位还有一段时间,但日本已开始举行天皇退位仪式中的首个。当天上午,明仁天皇同席了出席了在东京皇居宫中三殿举行的仪式。这个仪式是向祭祀在宫中三殿的皇室祖先等通报退位事宜和退位日期,它是10个退位相关仪式中的首个仪式。 日本天皇在二战后已无太多实权,但明仁不仅勤于参与公务,还屡次以其人格魅力抚平国民创伤,弥合国际关系,比方说他曾在2011年东日本大震中罕见地发表全国电视演说,鼓励国民勇敢活下去,这是继其父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公开宣布日本战败以后,66年来日本天皇的第二次“玉音放送”;1992年,明仁与皇后美智子曾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访问中国,并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天皇,也表明当时中日关系相当友好。 在2016年8月8日,明仁在电视演说中提出了生前退位的计划:“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深感体力上存在种种制约……我两度接受外科手术,年龄增长让我倍感体力低下……而无限缩小国事或许不大可能。”但规范皇位继承、婚姻、皇籍脱离的《皇室典范》中并无生前退位规定,上一次天皇生前退位,还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光格天皇,他在1817年让位给四皇子惠仁亲王(仁孝天皇)后,直到1840年才去世。为了满足明仁天皇的期望,日本内阁提出了一个变通方案,在不修改《皇室典范》的情况下,提出了适用于明仁生前退位的特别法,并获得众议院及参议院通过。 首个公布癌症病情的天皇 明仁在位期间,打破了许多日本皇室的传统,其中一项就是公布了自己的癌症病情,在2002后12月28日,皇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了天皇患癌症的消息,这是宫内厅第一次和大众分享信息,打破了传统上围绕日本皇室健康状况的神秘气氛。明仁天皇的父亲裕仁1989年患肠癌的时候,宫内厅说他患有溃疡,直到他死后才公布他的病情。 明仁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天皇中,进医院次数最多的。好在这已经不是明治时代,否则,天皇作为“神”,是不允许接受任何手术性治疗的。他颇为爱好运动,喜欢网球、马术、自行车等,不过囿于当时的医疗环境,身体底子不太好。早在皇太子时代,他就被检查出患有结核病,经过长期治疗才痊愈。1995年,他做过一次腹内手术,据说是摘除大肠息肉,但当时也有记者认为可能是肠癌。 到了晚年后,他的身体更是状况不断。首先报警的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查,在他66岁左右,这项提示前列腺异常的检查开始逐渐升高,但负责天皇健康的宫内厅一直认为情况无大碍,毕竟前列腺感染或良性肿大等因素都会导致PSA水平升高,直至2002年底,他的PSA显著高于正常水平,而且直肠探肛检查发现可触及肿块后,宫内厅于12月24日,也就是天皇69岁生日的第二天,安排他在宫内厅医院住院一晚,进行前列腺的组织病理检查,之后确认是较为良性的高分化型肿瘤,未出现转移,因此预计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手术可以带来极高的生存率。 据宫内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皇室医务主管金泽一郎与明仁的沟通非常顺利,天皇作为曾在包括《基因》等杂志发表论文的鱼类学者,科学素养显然不错,金泽一朗回忆说,“陛下是科学家,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病情介绍,而且态度非常冷静。”此次公开病情也为日本的癌症防治做出了积极贡献,许多民众是第一次听闻PSA检查,了解到这项检查在甄别早期前列腺癌方面的意义,可以看到,在2003年日本的PSA检查数量较前几年出现了显著增长。 null 此外,明仁也是第一位在宫内厅医院外接受手术的日本天皇,这些做法被看作是使这个世界上历史最久的皇室跟上时代步伐的举动。他的手术由来自东京大学和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七位泌尿科医生和癌症专家共同主持,在东京大学医院进行,其中主刀医生是东京大学医院的北村唯一教授。手术定在2003年1月18日,明仁在上午7点54分进入手术室,正式的手术时间从上午9时14分至下午12时54分,总共历时3小时40分钟。在从全身麻醉中醒来后与皇后和女儿黑田清子进行了短暂谈话,之后从中央诊疗大楼的手术室回到了14层的特别病房。 据医生团队介绍,前列腺切除手术非常顺利,出血量低于预期,输血采用的是明仁本人事先储存的自体血。值得一提的是,有传媒猜测此次手术使用明仁自己的备血是为了确保皇室血液纯正,但日本皇室事实上一直积极参与献血,他们的血液早已流淌在平民身上。在1989年,56岁的明仁天皇登基前已献血15次,每年6月5日都带领宫中人员参加献血。2006年9月6日,日本皇室41年来第一名男丁——悠仁出生,其脐带血被捐给了脐带血库,供救助白血病病患之用。所以使用明仁自己的备血,应该主要还是从安全角度出发。 手术后天皇身体状况稳定,1月20日开始在病房内步行训练,22日开始采用病前的饮食,并且开始上下楼锻炼。截至2月17日出院前,他完成了包括法官和大使认证在内的58件公文批阅。 出院时明仁说:“我非常感谢在这次住院期间照顾我的医疗团队的努力。在出院之际,我祈求那些生病的人康复,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翼翼地珍惜自己的身体。”仅仅这一句话,就可以理解明仁在日本国内为何如何受到民众的热爱。 可惜的是,虽然病情处在早期,但从2003年5月开始,明仁的PSA指标又开始“略增”。 皇室医务主管金泽与东大的北村教授于是开始从7月1日起,对明仁实施内分泌疗法,每4周在宫内注射一次黄体生成激素(LHRH),目的是通过降低雄性荷尔蒙水平达到控制病情复发的作用。 北村教授在12年后表示,此后明仁血液中的PSA值几乎保持在零,因此可以说在前列腺癌复发方面风险很低,但这类激素治疗的副作用是严重骨质疏松,明仁也出现了这类症状,为了防止他摔倒后骨折,宫内厅曾考虑请明仁停止每天雷打不动的一小时网球训练,但被皇后美智子坚决阻止了,所以直至今日,两位同为85岁的老人仍在坚持打网球。一位有关人士解释说,皇后认为网球能锻炼判断力和脚力,因此不应只考虑危险性。“每次打完网球后,陛下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平静,似乎所有烦恼都消失了。如果放弃网球的话,陛下很难像现在这样健康地生活下去。当时皇后的想法,从结果来看是正确的,”这位内部人士观察说。 电视剧“医龙”原型主刀进行搭桥手术 2012年2月11日,日本宫内厅发表声明表示,78岁的明仁天皇在东京大学医院接受检查,发现心脏冠状动脉局部硬化、严重变窄,医师审慎评估后认为应赶紧动手术,因此明仁天皇将于18日进行心脏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也就是俗称的“搭桥”。这是自2003年切除前列腺癌后以来,天皇接受的第二次大手术。 宫内厅透露,明仁在2011年2月曾接受同样的心脏造影检查,当时3条冠状动脉中有2条血管狭窄,由于并不是特别严重,而且自诉无异常,所以给予药物治疗,没想到近期心电图检查却发现,天皇在低强度运动时有轻微缺血性症状,因此安排天皇进行心脏造影,才发现心脏冠状动脉已严重变窄90%。 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样,医疗团队认为明仁也更适合做搭桥手术。克林顿当时的情况是几条冠状动脉阻塞程度高达九成,没有办法用支架治疗,才从他的胸部和大腿取了4条替代血管做绕道手术。明仁天皇应该也是类似状况。团队决定采用“无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优点是病人可以较早脱离人工呼吸器、手术后复原较快、降低中风风险等。 与上一回的前列腺癌手术一样,在这次手术中又打破了一个先例:以往只有东大医学部的医生才有资格碰天皇的“玉体”,而这次却是东大医生作“配角”,首次由私家医院的医生主刀,这位医生名叫天野笃,是日本心脏不停跳搭桥手术第一人,来自顺天堂大学。 1838年创办的顺天堂是日本较早的医学专业大学。顺天堂医学部共有6个附属医院,顺天堂医院综合排名在日本排首位。而天野笃作为搭桥手术的专门医师,每年要做500床冠动脉搭桥手术手术,经手的手术有着98%的成功率。他还是日剧《医龙》的医学指导,就连主人公龙太郎身上也有他的影子。 null 有这位一位医师执刀,手术非常顺利,明仁天皇在2月18日自己步入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皇后向医务人员鞠躬致谢。上午9时24分进入手术室,整个手术耗时约4小时。手术后苏醒的天皇,对等候在一旁的皇后和女儿点头并表示:“感觉良好”。宫内厅当天宣布手术成功,明仁于3月4日结束留院观察顺利出院,11日即参加了“3.11地震”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并讲话,只不过应宫内厅建议,将出席时间从40分钟压缩至20分钟。 天皇康复得很快,对医疗团队、尤其是天野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天野之后事业也极为顺利,现在成为了顺天堂医院院长,该院在他治下成立了国际医疗部,天野称非常希望将中国患者的比例从原有的1%增加到5%左右。 2018年,在时隔12年之后再次造访北京的天野笃表示,他个人感觉“在心脏外科领域,中国的水平和12年前没有变化,可能是因为患者实在太多,所以医生们没有时间去提高技术。”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大城市与小城市在医疗水平上明显两极化。小城市的医疗机构哪怕购进了最新的器材,也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指导和专业的技术人员而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医疗事故。 在天野看来,中国的医疗机构还不够重视医疗安全,患者及家属也很难通过有效途径了解到正确的医疗信息,网络上的信息非常片面。中国医疗机构的经营者有必要重新回到保护患者的基本立场上,消除隐患,不要让患者们不再信任医生和医院。 “我们用天皇就像用一个奴隶” 在2010年的一次宫内顾问会议上,明仁就表达了生前退位的想法;在那年的记者会上,明仁表示“不想进一步减轻公务职责,只要是作为象征性的天皇,就应履行这一职责”。——也就是说,他希望退就退得清清爽爽,但在位一天就要做好天皇这份工。而在心脏手术后不久,明仁天皇向身边人士给出了具体的退位时间表:“要坚持到平成三十年(2018年)”。 虽然只是象征性的职位,但天皇的工作并不轻松。首先是接见所有赴任和卸任的大使。其次要签署所有部长以上官员的任命,颁发各种日本政府的奖励勋章。此外要宴请来访外国元首以及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并主持一些祭祀活动。 这些活动对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的天皇来说,确实越来越吃力了。三年前,天皇在追悼仪式上弄错了默哀和讲话的顺序,而在2016年的生日讲话中,他也曾突然沉默了近15秒,让在场者捏了一把汗。近年来,皇后在多数场合身着和服,就是担心天皇万一身体不适,失去平衡,穿着搭配西式服装的女鞋不便搀扶,所以选择了行动方便的草履。 日本《读卖新闻》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压倒性地支持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意愿。“我们对天皇充满尊重,但可以说,我们用他就像用一个奴隶,”一位34岁的东京化妆品公司职员说,“他是我们的象征,但作为一个人,他没有人权。我们应该意识到他的权利。” 退位后的生活 在今年1月,明仁的驾照到期,根据日本法规,超过70岁的高龄驾驶人员,每3年都必须参加高龄者讲座才能更新驾照,否则驾照将自动失效。而明仁决定不再更新驾照,也就是说,他退位后将不再驾车上路。 日媒称,明仁自1954年3月考到汽车驾照后,64年时间里,从未出过交通事故或违反过交通规则。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从皇居出发,带着美智子皇后前往网球场或是东御苑。他此前开的车是一辆1991年产的灰色本田,当时的售价为1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已经开了28年。 明仁和妻子也已经考虑好了身后事,将放弃从江户时代初期延续大约350年的土葬传统,改为选择火化,天皇夫妇骨灰将不合葬。 宫内厅说,明仁认为,实施火化,可以缩小占地规模,丧事费用将大大减少,也会减少对国民生活的影响。日本历史上,确实偶然有天皇死后火化,但大多数天皇和皇后实行土葬,比如明仁的父亲昭和天皇裕仁、祖父大正天皇嘉仁及太祖父明治天皇睦仁等。 明仁还担心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皇室陵园武藏陵所余空地不足,因此提出可以缩小自己的陵墓,他的陵墓预计将比裕仁的陵墓面积小20%。明仁与美智子恩爱,因此提出合葬,但美智子的考虑是,以往天皇与皇后也是分墓隔开安葬,另外自己出生民间,没资格与被尊为“神”的天皇合葬。宫内厅因此提出折中方案:仍建两个陵墓,但在同一区域并排靠近建造。 明仁是第一位在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宪法中登基的皇帝,他对二战的反思、对和平的主张值得尊敬。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渡边治一在《战后政治史的天皇制》中记录了明仁在学习院高中的生活。有一次社会课上,班级讨论的话题是“日本再军备”,当时明仁站起来说:“坚决反对日本再军备,此举会给诸外国造成不当的刺激。” 在每年的生日演讲中,明仁反复指出,“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并准确地将这段历史传递给战后出生的人。” 4月30日明仁退位,将开始安享晚年生活,用了30年的“平成”年号也将更迭。今年58岁的皇太子德仁将在5月1日继位。这是日本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更替。皇太子德仁他与父亲一样是立场鲜明的“开明自由派”,对日本右翼的主张并不认同。2015年,德仁谈到二战结束70周年时,就跟明仁一样呼吁正视历史:“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我认为随着战争记忆逐渐淡忘,虚心回顾过去、正确将这场悲剧经验和历史传承下去,在今时今日相当重要。” 皇室家族这些年来皇太子德仁只有一个女儿,若法律不修改,他也许将要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2006年出生的小皇子悠仁。将平民作风坚持到底的日本王室在对待教育时态度也一样,悠仁没有入读贵族学校,而是在“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国小”就读,据说非常热爱种蔬菜和水稻。 版权声明:本文仅发布于凤凰网大风号,禁止转载! 本文来自大风号,仅代表大风号自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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