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拿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2018年06月28日 09:13:05 文章来一趟:IPP评论;作者:郑永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

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

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

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

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

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

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

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

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

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

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

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

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

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

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

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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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吐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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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莱特希泽——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尖刀

    Robert Lighthizer

    原创: 李志男 MBA 3月30日线上分享,线下圈子!敬请关注embaclub!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升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下子成了热门人物。罗伯特·莱特希泽,国际社会对其并不陌生,在2017年5月上任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因发表各种对中国经贸关系的言论,持续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作为美国贸易谈判的重要人物,莱特希泽以“难缠的谈判对手”而出名。

    罗伯特·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首脑。USTR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协调美国国际贸易、商品和直接投资政策,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此类事务谈判,为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供贸易政策指引和谈判的专家意见。这是个律师、经济学家成堆的地方,唇枪舌剑、锱铢必较那都算是基本功。而莱特希泽去年被特朗普看上、提拔成代表之前,是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个律师事务所,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中也是以咄咄逼人的风格著称的,可以说是个“死磕派”。莱特希泽领导的USTR,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中美经贸战的方向。

    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1947年10月11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毕业于乔治敦大学。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那是比较保守的地方。据说莱特希泽是A型人格,做人也有点“死磕”,满怀激情又一根筋。

    美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早上起来先灌杯咖啡,干律师这种工作更是全靠咖啡提精神,他却在年轻时就因为“咖啡有害健康”而硬戒了,为此,他试过喝茶、喝无咖啡因的咖啡,最后居然忍到了只喝热水的程度……为了戒烟,他抽雪茄、闻鼻烟、嚼烟草,直到最终不碰烟草。年轻时,莱特希泽开红色保时捷,风风火火,对篮球超级入迷,那时候他忙得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但还是一季不落地买篮球比赛的季票。

    莱特希泽是政坛老江湖。他有个弟弟是地方官员,曾经评价他 “喜欢参与行使权力,这是他的激情所在”。

    莱特希泽35岁担任里根政府副贸易代表时,就已是税收和贸易谈判方面的“老手”,而之后身份角色的变换,也没有离开过谈判席,其主要涉足领域集中在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

    “习惯于谈判,但并非没完没了”,《纽约时报》在1984年的一篇报道里如此评价莱特希泽。同时,他还知道如何在谈判中取得胜利,“了解所谈判问题的所有细节和核心,并掌握谈判的主导权。”

    在那次采访中,莱特希泽并不吝啬阐述自己的谈判艺术,“我在谈判中比较友好和善,并不是那种扩张的富有戏剧性的人,艺术性的谈判在于知道杠杆在哪里。”
    这种技巧被应用于与日本和前苏联的诸多谈判中。1983年—1985年,莱特希泽担任USTR副贸易代表时,主要负责汽车和钢铁等传统经济产业的产业政策。他曾迫使日本减少对进口自美国的汽车和钢铁限制以及对本国出口商品的补贴。

    莱特希泽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保守理念根深蒂固。从80年代至今,莱特希泽的观点也很统一,几乎从未变过。他是典型的“鹰派”代表,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强化执法和征收高额关税来对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种政策主张与特朗普不谋而合,因此在莱特希泽上任三天后,他便向国会提交了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报告。

    在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方面,莱特希泽与特朗普也非常一致。他曾在2011年撰文批评中国政府通过“操纵贸易”,使制造业的工作大量流向中国。从2017年8月18日,他宣布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到2018年3月23日中美贸易战的正式打响,可以说莱特希泽的作用是巨大的。

    当然,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相信谁都不会是胜利者,最终的后果,也是两国“双输”的局面。也希望美国当局可以认清事实,和平解决这场战争。

  2. talkasme 文章作者回复

    中国为什么克美国?

    2018年06月29日 09:40:30
    来源:虎嗅网
    文章来源:虎嗅网;作者:伯通

    2018开年至今,还有什么事件,能够比两大经济体的较量更引人关注呢?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美国人再次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展开了一场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

    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对手,已经完全摸清了这个庞大国度的软肋,并且掌握了对付美利坚的核心技术。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洗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蜂蜜消费国,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吃掉一斤多蜂蜜或蜂蜜制品。所以,即便同时是全球前五的蜂蜜生产国,美国每年还要从海外出口大量蜂蜜,以满足国人的胃口。

    幸好,在大洋彼岸,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蜂蜜生产国,每年生产出占全球25%的蜂蜜和90%的蜂王浆。更妙的是,这个国家的人不是那么爱吃蜂蜜,人均消费量大概也就美国一半的水平。

    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连续多年都是美国最大的蜂蜜进口国。1993年时,中国蜂蜜甚至占到了美国进口蜂蜜总量的55%,独霸半壁江山。

    然而,这样的甜蜜贸易并不持久。

    首先发难的是美国蜂农组织,他们发现这些大量涌入的中国蜂蜜,横跨大洋后的售价竟然比自己的成本价还低。于是怒而拍案,要求政府调查中国对美国的蜂蜜倾销。

    自1995年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商贸部门围绕中国蜂蜜的进口价格展开了漫长的调查。2001年时小布什政府得出结论,中国蜂蜜正在以低于公允值的价格对美出售。同年,美国商务部下令对中国蜂蜜征收反倾销税,将进口关税几乎提高到了原来的三倍。此后每过5年,美国政府都会重新审视中国进口蜂蜜状况,但每次都认为中国蜂蜜依然在对美倾销,如放开贸易会伤害本国蜂农,于是继续维持这一税令,持续至今。

    但美国蜂农的如意算盘并没奏效,因为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虽然中国进口蜂蜜少了,但美国市场的低价“外来蜜”却依然满坑满谷,这些低价进口蜂蜜依然在伤害自己的利益。

    然而这些蜂蜜的来源令人感到邪门——比如东南亚岛国马来西亚本来每年只能产蜜4.5万磅,但这个弹丸之地曾经一年对美出口蜂蜜3700万磅;泰国由于炎热和蜂巢有限,根本不可能产出某些种类的蜂蜜,然而却每年对美国出口大量这种类型蜂蜜;还有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和巴哈马,每年都向美国出口上万吨蜂蜜,而在历史上,这些国家既没像样的养蜂产业也没什么出口记录……

    看到这里,作为熟读二十四史、三十六计、孙子兵法的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什么了?

    没错,当中国商人们知道美国征收高额关税后,就把中国蜂蜜贴上其它国家标签,绕道另外国家的海关,再送进美国市场。这种暗渡陈仓的手法,被美国人称为“洗蜜”。

    于是美国蜂农奋起反击,他们通过技术人员分析,发现很多所谓从泰国、菲律宾、俄罗斯、印度……等地进口的蜂蜜,其实就是从中国生产的,因为那些蜂蜜中的花粉都是中国品种。然而随后中国商人通过超滤的办法,把蜂蜜中的花粉过滤掉了。

    美国人还打算通过蜂蜜中的抗生素含量来判断其来源,因为中国蜂蜜常常含有过量违规抗生素,然而当美国人的检测办法成功后,中国人就立刻不再使用那种抗生素。

    虽然美国政府陆续查封了不少“洗蜜公司”,但这样的智力对抗还在持续,因为中国蜂蜜成本之低廉,足以让这些产品辗转多个码头后,依然比美国蜂蜜价格便宜。

    接下来,我们先暂时告别蜂蜜,去看一看科技领域的故事。

    招降

    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的关系,并非那么融洽,无论是中企还是美企。

    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17年初,扎克伯格在个人主页发文表态,反对川普收紧移民政策。几个月后,川普则在自己的Twitter上回怼:“Facebook就是反川普大本营。”扎克伯格迅速反击:“川普说Facebook反对他,民主党还说我们帮川普赢了大选呢,你们看到不喜欢的内容就不高兴,可我们就是个允许各方发言的平台,这很正常啊。”

    另一个案例则更为中国人熟知:就在不久前,美国政府对中兴展开了风暴式责难,最终这家中国科技企业以巨额罚款、改组管理层、接受各项美国政府指令为代价,换取了缓刑。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和科技企业的关系,就融洽得多,尤其是美国企业。

    比如,敢和美国总统对喷的小扎,却一直在努力维系同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且做出随时听从组织召唤的姿态。除了在雾霾中晨跑过天安门、设酒宴款待中国政界人士、公开展示自己的中文水平外,小扎还曾经请中国的一把手为他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起中文名字。

    另一位美国CEO,苹果的库克。此前曾公然拒绝FBI调查恐怖分子的协助请求,并促使FBI自觉打消了念头。然而不久后,苹果就几乎全盘接受了中国政府出于安全监管方面的指令,不仅多次下架应用,还逐步在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机房中存放用户数据,直到最终将中国用户的数据中心设立在贵州。

    持类似举动的还有高通,自从在垄断事件中与中国官方和解后,高通表示“会用全部精力和资源来支持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随后,高通设立了总额达1.5亿美元、用于帮助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基金,并与华为、腾讯等中国企业共同设立的新研究和设计设施。此外,高通还在帮助中国研发超级计算机及服务器芯片,这一向是美国政府并不愿看到的景象。

    有趣的是,为了防止高通一家独大,IBM、英特尔、超微、惠普等美国科技巨头,都在分别协助中国合作研发服务器相关技术,与高通的在华业务展开竞争。

    除了这些巨头公司外,一些美国科技领域的初创公司也频频与中国互送秋波。

    Neurala,一家曾帮助美国空军打造机器人的初创公司,其产品曾经给美国空军部长留下深刻印象,却在融资和产品推进时遭遇冷场。此时,某中国国企旗下的基金掏出钱包,成为了Neurala的金主。

    类似的案例还有——

    Velodyne,一家曾经接受过五角大楼拨款,曾为美国海军的无人驾驶工具提供传感器的初创公司。其目前最大的一笔融资的金主之一,是百度。

    Quanergy,一家曾经为美国军方制造无人驾驶汽车传感器,拥有雷神公司(五角大楼的巨型供应商)人迹追踪软件技术的公司。据信接受了某中国官方背景的基金注资。

    Kateeva,一家可以生产可弯曲屏幕设备的公司,这项技术被美国军方称为“优先发展项目”。这家公司于前年在多位中国金主处获得了融资,而作为代价的其中一个董事席位,则交给了原中国政府高层嫡系的麾下子公司……
    剧本

    2018年5月29日,白宫新闻办发布了“特朗普总统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这篇中央红头文件一共由四部分组成——

    1.多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一贯以有损于公平及互惠贸易的做法利用美国经济获益。

    2.对美国的创新和就业造成损害:中国极力谋求获得美国公司的技术,有损于美国的发明创造。

    3.抵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4.保护美国发明创造。
    不难看出,川普在意的就这么两件事——“贸易不公平,技术被偷跑”。

    所谓贸易战,是指双方互加关税的具体行为,可并不完全代表问题的根源。毕竟除了贸易问题外,知识产权问题也是川普多次向中国政府念叨的重要话题。

    本文的第一个洗蜜故事,其实就是“贸易不公平”的象征。而第二个美国科技公司向中国政府聚拢的故事,其实就是“技术被偷跑”的象征。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样的局面此前一直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所以先提出抱怨和准备动手的是美国人。

    就像一位中国网民评论的那样——“现在中国倡导自由贸易,美国准备闭关锁国。总觉得剧本拿反了。”

    是啊,剧本怎么就会拿反了?无论卖蜂蜜还是买技术,说到底还是在做生意,拥有华尔街的美国人怎么就吃亏了呢?

    中美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现状,以至于到最后迫使世界第一强国只能依靠单方面经济制裁、构筑贸易壁垒的方式,去试图保卫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拥趸,美国却开始奉行单边主义?

    答案只有一个。
    克星

    曾几何时,中国舆论场上有不少叩问“体制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坚持认为中国的底层操作系统不如美国或西方文明,应该反思或抛弃现有体系,向西方制度改革学习。有反对者将该种论调总结为“拆了故宫建白宫”。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白宫体系”却开始不断展现一连串难以调和的矛盾和漏洞,“故宫体系”反而在此消彼长间逐渐获得了某种优势。

    还是回到之前的故事中举例说明。

    比如,中美蜂蜜贸易的争端根源是什么?是中国蜂蜜太便宜,触动了美国蜂农的利益。这就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蜂蜜这么便宜,二是为什么美国蜂农不高兴就可以加税。

    中国蜂蜜便宜,除了产量大,品质低,有部分出口补贴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成本太低了。2000年时,美国蜂蜜生产者协会抱怨,一公斤进口中国蜂蜜竟然只卖0.84美元,而美国人生产一公斤蜂蜜的成本大概在3.1美元左右。他们不知道的是,以1999年山西蜂农的收入为例,每公斤蜂蜜的人工成本只有0.29美元。

    如果只是拿简单的成本比较,中国蜂蜜哪里算低价倾销?卖到美国的价格比国内成本价高了近两倍啊。美国人自己生产的成本高,就觉得别人是在恶意出低价,的确是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表现。

    作为拥有美国蜂蜜生产者协会(AHPA)、苏斯蜂蜜联合社(SHA)等大型工会的行业,美国蜂农们早就形成了高保障的用工制度。更别提政府还要提供价格支持、销售贷款、贸易保护、赈灾援助、科研支持、注册检疫等一系列服务。

    比如,中国蜂蜜出口商每年交给美国的大额关税,美国政府都要委托这些大工会,将这些“贸易罚款”分发给各工会成员,也就是美国蜂农手中。而一旦蜂农们觉得利益受损,工会干部们又会立刻跑到华盛顿,要求议员们保护民族工业。

    你看看,这一系列服务,哪个不要钱,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蜂农的人工成本自然就水涨船高。哪里能够和中国人同场竞争?(3.1美元和0.29美元的差距啊)

    这些美国佬哪里知道,直到2012年底之前,在中国养蜂是完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的。养蜂采蜜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属于高风险职业。蜂农放蜂时远离故土,风餐露宿,容易受天灾甚至人祸的侵害。同时,这些小家庭式的生产者,在蜂蜜加工商面前基本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蜂蜜只是中美传统行业比较的缩影,为什么进入WTO之后,中国能够把数百万美国工人弄得失去工作?根源就是“白宫体系”的高福利政策,让用人成本高到难以维系,而“故宫体系”就灵活得多,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补贴,让那些工人风险自负,就没这么多麻烦事。

    所以无论美国养蜂产业多么发达,工作效率多么高,技术保障多么先进。在中国30多万低学历老蜂农近乎零成本的商品冲击下,立刻丢盔弃甲,只能靠闭门不出的方式苟延残喘,堪称可笑。

    钢铁产业、制造业,不都是如此吗?汽车城底特律都成了死城,政府还要筹集资金,把那些失业工人送进学校接受再就业培训。而中国的老国企社保干脆一欠了之,近3000万人就直接扔到市场上自己去找饭吃,不给国家添任何包袱。

    什么叫体制优越性?这就叫体制优越性。美国人能比吗?这样两个国家打开国门做贸易,美国人还想不吃亏,那可能吗?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拥趸,美国却开始奉行单边主义。根源还在于“白宫体系”无法在全球化时代提供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只能闭关锁国。

    再说说科技公司。

    上文提到的Neurala公司CEO,曾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大概是讲美国官员给大企业拨款上百亿美元很容易,但让这些人投给初创企业一百万做个尝试,可就难了。之所以后来找了中国金主,是因为“中国投资者更愿意冒风险,而且也很愿意快速达成交易。”

    由于大多数情况下,“白宫体系”在经济领域奉行最小存在感原则,所以和企业很难有什么交情。反正你也帮不了企业什么忙,那企业找你干什么呢?

    而“故宫体系”可就不一样了,一边能够说让你小扎来开会就来,说让你库克下线就下;另一边又能够说给高通拨地就拨,说给车企加产能就加。企业能不喜欢这样的政府吗?

    所以几十年来,西方公司即使在中美关系充满动荡的时期也会站在中国一边。1990年代,当美国国会因为对外部事务的担忧而威胁要撤销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时,美国商会曾前往华盛顿捍卫北京。

    为什么美国公司宁愿通过交出技术或控制权的方式,也要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因为“故宫”是真的有“主观能动性”,是真的“办实事”啊。

    秦晖先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浸淫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维系上级。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上级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压制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压制劳工,学会了“搞定”上级。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称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有删改)
    你看,一边是高用人成本又惹不起的工会,一边是低存在感不办实事的政府。美国公司怎么还愿意留在美国?国门一开,当然是跑到中国去了。从当年审议中国进WTO至今,最愿意帮中国说话的,就是美国企业界,堪称真爱。美国政府自己没本事留住企业,还怨企业跟着中国走,这就是弱者心态。

    宿命

    即便以上内容已经足以说明,本次贸易战的根源何在,两国局势为何到了如今的地步。但我们还应该继续向前看,以超越当下波澜的视角,观测更长期的运程。

    2018年5月18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出了篇文章,叫《警惕美国联邦赤字和债务的外溢效应》,非常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基本上把川普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都进行了无情揭露。

    川普的上台,与那些在高度贫富差异下的失意者,甚至是“铁锈区”失业者的支持分不开,这也是他的基本仓。为了回馈这些人,川普必须要做三件事,即减税与增加就业、扩大基建投资,及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不提了,可减税和扩大投资都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增加政府债务和赤字。因为一边在“开流”,一边又在“节源”。这样就造成本就负担巨大的美国政府,进一步向万亿赤字滑坡,从而又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这恰恰反映出“白宫体系”的根本Bug。

    民主制度下,无论是哪一派政治家为了当选,都要讨好选民。而普通人类对政府的喜好非常简单且万年不变,无非就这么两件事:加福利、减税。

    于是民主党上台说我要加福利,选民说好;共和党上台说我要减税,选民也说好。但你不能又加福利又加税,选民就不高兴了,反之又减税又减福利,选民也是不会选你的。

    这就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民主制度最终只能“加福利的同时减税”,没有其它选项。就像川普这种以超级无厘头方式上任的非建制总统,现在干的事不也是一边开流,一边节源吗?

    在前全球化时代,一国政府这么搞也就罢了。因为本国经济体量有限,这样搞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财政破产,紧接着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一麻袋纸币买一个面包。选民也不傻,知道这么下去大家都完蛋,于是允许政府可以一边减福利一边加税,从悬崖边缘救回来。

    然而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财政向全世界无限制透支,就像中日这样前赴后继购买天量美国国债的举动,让美国政府欠下了难以想象的巨债。从而让问题一步步加深,最终难以解决。

    于是全球化让“白宫体系”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个靠讨好选民上台的政府,如同作茧自缚般,逐渐迷失在加福利减税的不断重复中难以自拔。

    那为什么同样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就可以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的金主,还能用非常低价的商品击溃美国工人,且根本没有赤字之虞呢?

    这背后,可能就是“故宫体系”对“白宫体系”的根本优越性吧。这种优越性恐怕是美国人永远不明白,也学不来的。

    所以,对于那些尚未认清局势就对中国展开挑战的国家,迎接他们的只有失败,美国也一样。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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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的根源
    2018年06月28日 09:31:10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郑永年

    132人参与 57评论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纠纷案例的增多,随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战略、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
    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这些冲突都可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一旦成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表现为必然性,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磨合是双方面的。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己。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相互转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着解决各种冲突的构架,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冲突和合作是天然一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01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是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容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它也需要这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02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为什么又表现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价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有或者产生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都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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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贸易战与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

    2018年07月06日 11:07:47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文章来源:正角评论;作者:郑永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美贸易战已经是不可避免。当然,贸易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贸易战从近代以来一直有,搞到中国头上也不是首次。可以把鸦片战争视为第一次大的贸易战。当时的英国就像现在的美国,因为当时清朝有大量的商品输往英国,但英国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导致贸易不平衡,英国于是找到了鸦片,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比较近的一次贸易战是1980年代日美之间的贸易战。日美是盟友,但美国当时把日本认定为敌人,一旦被美国认定为敌人,美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把其往死里打,能否免被打死那就要靠运气。日本在那场贸易战中学到了教训。当时的美日贸易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技术层面,日本二战以后经济起飞,发展很快,虽然技术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当时的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制造业方面能对美国构成挑战。二是资本走向世界。当年的日本也跟现在的中国一样,大量资本往外输出,80年代美国人就担心整个曼哈顿要被日本人买走了。当然,现在的中国资本没有多少能进入美国,因为一直受到美国的抵制。

    今天的美国政府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人政府,一部分是军人政府。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政府代表。美国政治中的军人政府这个传统一直存在,比如2001年小布什政府刚执政就提出了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要围堵中国,只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暂时放弃了这个策略。过去,美国政治中主流是文人政客政府,克林顿、奥巴马等总统都是文人政客政府的代表。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而是长期存在的事情,过去为什么中美经贸战没有打起来?因为文人政府总想通过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在,商人政府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现象,特朗普是二战以来第一位成功竞选总统的商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不知道怎么跟美国的商人政府打交道,美国自身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知道怎样和自己的总统打交道。作为研究者,我们国内对于特朗普的认识很肤浅,要么把他看成旧式政客,要么把他看成强硬政客。现在的美国政府主要是“商人政府+军人政府”,商人政府在主导中美贸易战,军人政府则要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主要是那些对华比较友好的企业界人士,所以我们往往忽视军人政府的存在。其实,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直很强大。

    特朗普的很多判断都是正确的,只是他用的方法大家接受不了。实际上他想解决以前美国长期面对的,但以前的总统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些大事情。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美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但美国有些既得利益实际上受到了损害,或者没有拿到多少好处。为什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受美国国内企业界的欢迎呢?我们不能光说他是搞经济民族主义,这样过于简单。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时候达到70%,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八年,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中产阶级增加慢一点,但毕竟是增加了。中产阶级消失得那么快,这个社会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特朗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理解贸易战首先要思考特朗普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美国官员也摸不清楚特朗普到底要搞什么,因为特朗普自己说了算。以前,智库在美国政治运作中很重要,但现在智库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连特朗普身边的人也不那么管用了。今天你是政府的部长,明天你就可能被特朗普解雇,这就是商人的特点,也是特朗普的特点。但分析特朗普的思维是有用的。分析以前的世界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对我们理解这场贸易战也有好处。

    以前的世界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一个就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讲道德也不讲强权。虽然美国的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要围堵和扼杀中国,特朗普自认为已经不可能,所以强权政治已经不可行。道德政治也不可行,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看法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不一样了。

    对特朗普来说,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区别,都是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并不重要。但对以前的美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盟友,朝鲜是邪恶异类。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加拿大的G7峰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架,但他在新加坡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友好,这种行为是其他美国总统做不出来的。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以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所以特朗普对欧盟的态度与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今天,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不仅仅是对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也是特朗普贸易战的对象。

    然而,我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建立起一套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内的力量太复杂,意识形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强权政治的力量还是很强大。所以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要看特朗普,还要看他身后的人。美国政府中的商人派还好对付,用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是最好的。但如果人民币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冷战。特朗普背后有很强大的冷战派,他们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

    冷战是美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新保护主义一直在找机会对付中国,无论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一直在找茬。美国非常有自信能通过冷战把中国打败,但打败并不是说美国要占领中国。中国的有些战略学家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美国人说,我干嘛要跟你打仗,现在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美国主要是想把中国打下去,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美国不需要同中国打热战。美国不想跟你打热战,美国人很清楚中国的弱点在哪里。

    美国为什么能打败那么强大的苏联?原因很简单。苏联完全是计划经济,完全是国有企业,没有私营企业。二战以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历史,到最后就变成苏联的军事利益集团主导了国民经济,所以搞得国家很穷。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美国通过民营企业、私营部门同苏联进行冷战。里根的经验非常成功。中国的弱点也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这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坏。美国如果跟中国打冷战,也是要引导中国进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中国的体制一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外在威胁,肯定将大量的投入注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作为大家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要跟中国打冷战?我觉得美国对中国有三个冷战判断。这三个判断和1945年美国对苏联的判断几乎是一样的。当时美国驻苏联的大使乔治-凯南写了一封8000字的电报,列举了他对苏联未来政治走向的判断。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是什么?第一,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不一样,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权威主义。美国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对中国有效,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中国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美国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使得美国企业在中国没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到海外也是只讲政治原则不讲经济原则。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所谓的“新扩张主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解读成扩张主义。

    从中国角度来说,美国的三个判断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尤其是对比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制造2025”。现在的贸易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就像德国工业4.0版一样,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但很多人到处宣讲,让美国人误以为“中国制造2025”的唯一目标是要赶超美国,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中央把“一带一路”定性为“倡议”,并且强调机会和利益是属于大家的,这个非常好。但我们的外宣把“一带一路”声势造得过高。大家为了经济利益,为了政治上正确,任何东西都跟“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歌唱、书法甚至数学都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当然会因此怀疑“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全球的抓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我们把它变得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第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但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习近平主席明确说我们这个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民族主义太强大了不好。虽然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要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多好,从那么穷的一个国家变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1年我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都已经9000多美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40来年有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政治上我们也探索出来自己的一套道路。我们的外宣应当讲好这个故事,而非越讲人家越害怕你。

    美国挑起贸易战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刘鹤副总理今年去美国主要谈农产品和石油的进口,我觉得这很好,美国终于找到可以卖给中国的东西,因为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有大量的农产品可以输出到中国。但农业产品进口太多,势必对中国自己的农业造成巨大伤害,农产品的进口应当限制。按照中国70%城市化的规模推算,即使实现了城市化,中国起码还有四五亿的农民,他们以后怎么办?如果中美贸易能在能源领域有突破的话,是一件大好事。过去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责任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想卖高科技的东西给中国。但石油没问题,中国恰恰又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虽然500亿美元或者1000亿美元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大经济体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美国冷战派目的不在此。特朗普不看意识形态,不关心中国属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特朗普背后的冷战派特别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特朗普本人不在意,他只看贸易数据。如果只是数据问题,并不难弄。但如果是技术冷战,美国以后对中国的技术发展会越来越怀疑,包括我们的“千人计划”。美国认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主要是西方技术的帮助,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后再出口欧美,所以这次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瞄准了“中国制造2025”的项目。中国不可以对技术冷战掉以轻心。

    对美国的冷战派来说,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中国很多人也向现实主义转变了,意识到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前他们说中美互相依赖,说中美是“夫妻”。夫妻离婚也是很容易的。一战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比现在中美之间还要高,但是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战争了。贸易的互相依存能缓解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但不能阻止冷战甚至是热战的发生。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热战,但冷战有可能。贸易战首先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程度,如果两个国家贸易脱钩了,冷战的爆发就变得更有可能。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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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戴维营到新加坡:为何总是美国共和党总统打破“坚冰”?

    2018年06月21日 07:25:59
    来源:澎湃新闻网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作者:肖河

    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图

    近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其间也发生过美方“取消会谈”的波折,而且从结果来看朝美两国关于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此次“金特会”仍然可谓是突破性的“破冰”之旅。毕竟在此之前,朝美之间的对抗是在不断升温,双边关系也毫无好转的迹象。

    事实上,考虑到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的强硬做派和“言出必行”的施政作风,很多人认为朝美之间在特朗普任上或“终有一战”。虽然此次会晤并非朝核问题和美朝关系的“盖棺定论”,不过其已经对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

    有趣的是,特朗普的破冰之旅似乎又验证了一个美国外交中的历史经验,那就是能够“破冰”的恰恰是强硬、保守共和党的总统,而非在公众看来更“软弱”、“进步”、“喜欢搞妥协”的民主党总统。在特朗普之前,有“震惊世人”、访问中国的尼克松。再往前,则有在冷战中开启美苏首脑会晤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案例增加到三个之后,“破冰”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反映了某种深层的美国政治规律,还是单纯的是一种偶然的“假象”呢?

    特朗普的先驱: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二战后共和党“破冰”总统系谱中的第一人,当然他也是冷战开始后的一位共和党总统。作为“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总司令和战后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凭借自身威望率领共和党在1952年的美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一举颠覆了延续了长达20年的民主党的“长期统治”。其胜利的契机之一就在于杜鲁门政府打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实在是不对美国公众的口味,其一方面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又根本不以取得全面胜利为目标,这让美国国内大为不满。因此,艾森豪威尔趁机打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的竞选旗号,主张与苏联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是其未来为美苏首脑会晤“破冰”的先声。

    此后,随着全球冷战尤其是欧洲局势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是在1956年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实现了与赫鲁晓夫的直接会晤。然后又在1959年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促成了戴维营会晤。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让世人感受到了一片黑暗的世界局势中的一丝“和平曙光”:虽然美苏两国、两大阵营的矛盾丝毫不会因之而减少,但是至少双方表达了用“和平竞赛”代替“战争竞赛”的意图。这为艾森豪威尔赢得了不少赞誉。不过可惜的是,艾森豪威尔虽然为美苏关系一度“破冰”,但可谓是“用武而不终”。在1959年的访问中,美苏两国原本确定将于1960年在巴黎举行东西方首脑最高级会议以及实现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回访,但是1960年美国政府的一架U-2侦察机被苏联击落,这最终引发了国际外交中的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原本认为艾森豪威尔至少会装作对U-2的侦查行动不知情或者保持沉默,但是后者却在几经权衡之后坚持表示此类侦查是美国对苏联拒绝“开放天空”倡议的反应,拒绝为此道歉。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态度打破了赫鲁晓夫对其的幻想,也导致了巴黎高级会议与回访的流产,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也随即烟消云散。

    与“虎头蛇尾”的艾森豪威尔相比,理查德·尼克松的“破冰”遗产要更为持久,影响也更为深远。不过,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却远没有艾森豪威尔顺遂。巧合的是,尼克松正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此外两人还是儿女亲家,有着复杂而密切的个人和政治关系。不过最初,正如所有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一样,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选择尼克松作为自己的副手并不是因为两个人情投意合,恰恰是因为双方大不相同。作为总统和前战场英雄的艾森豪威尔想塑造自身“全民总统”的形象,不愿意在选举中沾染过多的党派色彩,因而需要尼克松这样一位强硬的共和党人作为“政治打手”,干与民主党的选举机器互相攻击的“脏活”。不过在为艾森豪威尔费心费力地效力了八年之后,尼克松却在196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的后起之秀约翰·肯尼迪,其中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总是“干脏活”的尼克松公众形象欠佳,作为“自由世界”的代表不够高大光辉。不过,尼克松倒是有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在又度过了8年之后到底是趁着约翰逊政府的越南危机登上了总统宝座。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在大选中失败后又重新赢得大选的候选人。

    尼克松访华在中国可谓广为人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尼克松时期仅仅是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中美依然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出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大肆宣扬其访华对于冷战“大三角”的意义,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不乏夸大其词的成分。与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不同,尼克松及其助手基辛格不再将中国视为“无关大局”的地区,而是将其视为能够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中心,因而主动谋求与中国的缓和。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也试图通过中美缓和对苏联施加压力。不过即使是在尼克松时期,对华缓和也一直与对苏缓和并行不悖,基辛格在访华前后总是积极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报备”,并且多次宣示中美缓和绝不会以损害美苏关系作为代价。因此,与其说尼克松是在构想拉拢中国对抗苏联,不如说只是为了减少来自中国的压力,以便集中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不过,没等到自身外交政策最终“开花结果”,尼克松就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

    右派改弦易,左派易辙难?

    如果将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特朗普以及他们的“破冰”外交放在一起,确实能看到一些共同点,所谓的“与右派打交道更容易”、“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做不了主”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

    首先,从这三位总统在各自国内的政治光谱来看,尼克松无疑是一个资深的传统右派,堪称冷战中的“反共招牌”,其声誉之差以至于作为副总统访问拉美时在街头遭遇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几乎就要遭遇不测。与尼克松给人的观感类似,特朗普给人的感觉也是强硬派、在国内和国外都忽视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尼克松反对的是苏联和共产主义,而特朗普敌视的则是伊朗和“破冰”前的朝鲜。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还算是主流的“国际主义者”,而特朗普则更接近于反对新政、反对参加二战、反对建立北约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

    相对而言,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的“右翼”色彩相对淡薄,不是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的这种“中立”立场可谓一以贯之,以至于杜鲁门在朝鲜战争后不得人心的岁月里还考虑推举他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1952年的大选,甚至正式咨询过其本人的意见。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艾森豪威尔虽然不愿意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对于美国政治也绝非一窍不通。作为其副手兼打手的尼克松不仅替他想方设法地打击民主党人,而且也在不断承受着来自对方的同等卑劣的抹黑,同时还要应付共和党内觉得艾森豪威尔“不够强硬”的麦卡锡主义者。尼克松本人因此也时常牢骚满腹。

    其次,从三位总统的“破冰”外交来看,他们自身或者各自政府的“共和党”属性也确实降低了因为外交转向所带来的伤害。毕竟,作为美国政治中的右翼,尤其是右翼中的右翼,尼克松和特朗普们确实能够以更低的政治代价做到一些民主党总统们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在做出妥协的同时避免戴上“投降派”的帽子。

    例如,从麦卡锡主义运动中就可以看出两党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不同处境。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谁丢失了中国”的责问在美国甚嚣尘上,共和党主流派乐见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极端份子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纵容麦卡锡之流发展到了肆无忌惮、“战无不胜”的地步。然而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面对“不识时务”、仍然给政府添乱的麦卡锡,却轻而易举地支持陆军扳倒了这位风光一时的参议员,麦卡锡运动也迅速失去了势头。由此可想而知,尽管艾森豪威尔因为未能在美苏首脑中赢得什么东西而遭到了来自国内的批评——尼克松的助手基辛格博士就是对“戴维营精神”当时最知名、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但是远不至于酿成公关和政治危机。可以试想,如果是奥巴马而不是特朗普与金正恩实现了会面,同时没有在共同声明中提出明确的弃核步骤和保障,那么势必遭到强硬派的猛烈抨击,而特朗普对此就无需担忧。毕竟,曾扬言“把联合国炸掉一层都没人会注意到”的鹰派中的鹰派约翰·博尔顿正在白宫里当着国家安全助理呢。

    归根结底,之所以右派、鹰派或者说保守派在外交事物中的回转空间更大、成本更低还是因为外交议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而在安全问题上强硬派通常总是能让公众感觉到自己更“可靠”、更“爱国”。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特朗普们在以往和其他议题中积攒起来的“爱国”和“强硬”的信誉资本,能够支持起他们的政策转型;同时,作为保守政治团体中的一员甚至是中心,他们也能通过根深蒂固的政治网络来操纵公众的态度,压制政策转向的批评者。事实上,这一政治现象远不至于美国。在很多政策研究中,经常有观点指出只有强硬派而非温和派才可能有效改善敌对国家的关系。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一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一些安全政治运行中的规律,也不能将其绝对化。毕竟,“危中有机”“否极泰来”固然强调了辩证法中的相互转化,但是绝不可能将其推到极致,认为只有“危”才是好的,只有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换而言之,强硬的右派固然可能“更容易”地推动政策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虽然在美朝关系上初步“破冰”,但是与此同时,其也在对伊朗和古巴的关系上开了倒车,其中更是几乎将奥巴马政府任内取得的与伊朗关系的进展摧毁殆尽。而且归根到底,左翼或者说温和派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步履蹒跚,也正是因为强硬派的掣肘。而且这种掣肘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出于政策理念上的差异,相反大部分还是出于党同伐异的动机。更何况,从结果来看,保守派的“破冰”外交,其成色也难以高估。艾森豪威尔的美苏接触最终结局是无甚可观,尼克松的对华访问虽然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先河,但是假如其没有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建交是否能更早建交也颇值得怀疑。至于当今的特金会,美朝是否真的能因为此次会晤而朝着根本解决半岛问题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是众说纷纭。以此而言,或许还是不要太着急戴上“玫瑰色眼镜”看待美国右翼总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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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贸易摩擦升级,中美新冷战真的要来了吗?
    2018年08月02日 16:21:12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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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孤立中国。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就此事接受IPP评论采访时指出,他近年来一直担心的中美新冷战正在变成事实。他特别强调,经济依存度减少进而脱钩,是政治军事冷战的前提。如何避免贸易战演变成为全面冷战是眼下中国高层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和广泛。
    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已经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了。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发现无法改变中国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 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2. 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3.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返回美国的途中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自身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
    “反华”情绪涵盖诸多领域
    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的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它们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作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朝鲜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的确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被朝鲜成为核武国家,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朝鲜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抱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
    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问题、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
    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居国家,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
    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
    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
    欧美亚太多国拉帮结伙
    和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的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这些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对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
    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浓重,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特朗普为何对中国态度反复无常?为何将中国视为最强对手,执着对中国展开贸易战?西方为何不信中国要和平发展?而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最大程度上减少美国对华遏制所造成的影响?难民涌入和整体右倾的欧洲将何去何从?普京个人强大能否带领俄罗斯再次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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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贸易战美国长期损失大于中国
    2018年08月15日 16:24:16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卡特中心 397人参与 95评论

    郑永年说,应对贸易战,中国需要善于利用美国的内部矛盾,实施分化策略,同时利用好广阔市场这一筹码。
    史上规模最大贸易战已经打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从3月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到4月公布涉及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301调查征税建议产品清单,再到威胁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整个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一直是美国出招、中国接招。
    郑永年称,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表现出理性和克制,为避免贸易战“尽了相当大的努力”。
    但因美国一再对华极限施压和讹诈,贸易战最终还是爆发了。在郑永年看来,考虑到美国现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短期内美国可能在贸易战中获益相对较多。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不得人心,美国发动贸易战会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家信誉,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目前,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税之举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欧盟、加拿大的对等反制措施业已落地;俄罗斯回击力度更大,对美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最高达40%。日本、韩国也在世贸组织(WTO)中就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举措提起了申诉。
    谈及贸易战的未来走向,郑永年认为,中美双方都会寻找新的贸易替代伙伴,彼此的经济依存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甚至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市场。世界经济和贸易会形成新格局,甚至可能引起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动。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对外开放定位为“战略机遇期”。有观点认为,在贸易战已经打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但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机遇”。
    “中国不需要恐慌。”郑永年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开放,保护产权,推动技术创新。
    中国官方对此亦有清醒认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6日重申,中方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郑永年并表示,美国政界和商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冷战派”发动贸易战,意在打压、遏制中国发展;而部分工商界支持打贸易战,是希望以此让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市场。这两种目的有本质区别,应对策略也应有差异。
    “从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郑永年提醒说,要应对贸易战,中国需要善于利用美国的内部矛盾,实施分化策略,同时利用好广阔市场这一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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