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震撼发声:“新四大发明”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忽悠了自己

2018年06月27日 12:03:41
来源:中国经营报 168人参与 45评论

这是体制内科技意见领袖首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值得一看。

6月21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一反更多传统媒体对于中国的“大国论”,更多反思我们的科技缺的到底是什么?他也首次对之前被广泛追捧的“新四大发明”(分别是: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论调忽悠了领导忽悠了民众,这也是体制内科技意见领袖首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演讲中,刘亚东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他表示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同时他认为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以下是演讲全文,来源科技日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的新闻在网上爆棚。三天以后,4月19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开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

我在新媒体上推介了这个栏目和这篇报道,很多朋友和新闻同行都评论说,《科技日报》这组报道策划得很及时。我很“谦虚”地回复人家:不是很及时,是很超前!

事实上,今年三月“两会”一过,《科技日报》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组报道,当时的舆论氛围还是“厉害了我的国”。《科技日报》认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

由于想把开栏篇打造成“样板间”,我们毙了好几篇稿子,有些稿子还在反复修改和打磨,以至于这个栏目迟迟没有推出,直到中兴事件爆发。到今天为止,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如果只是鼓舞士气也就罢了,可麻烦的是,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访问日本,和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我在JST见到了一个人,叫冲村宪树,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现任JST首席研究员。冲村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日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

我说,你的结论正确,但前面说得不符合实际。我告诉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冲村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是通过日语翻译,效率比较低,所以到最后我也没能说服他。

冲村的观点在日本很有代表性。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要长期办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我想是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武装。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在科学上的建树实在乏善可陈。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教书匠……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人。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总结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在更多情形下,“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你弯道超车走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比如说研发航空发动机,要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最终才能生产出一款好的产品。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可以搞到一台别人的不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照葫芦画瓢,山寨出“八九不离十”的产品。可今后要改进提高,增强性能,你还能做得到吗?

还有,领跑、并跑、跟跑“三跑并存”的说法是对的,但它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又加了一句“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稍微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我们寄望于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谢谢大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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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亟待一场“世界史觉醒”

    2018年06月23日 11:56:43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仅仅抱守自身民族史观、排斥世界史观而走上世界舞台。作者认为,身处全球化时代,不可能不研究世界史,因为世界史是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如果说民族史的功能是培养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世界史则是一种“国际教育”,二者缺一不可。对于中国而言,民族史与世界史的长期对立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大障碍。面向未来,中国亟待一场“世界史觉醒”,在重建史观、构造中国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消解民族史与世界史对立的影响,在二者互补互鉴的基础上谋求世界新变局下的理论突破。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很久以来,历史就被划分为两大类:民族史和世界史。世界史最初指外国的历史,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史更多指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全球史。本文认为,世界史应该既包括前者,也涵盖后者。

    在晚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写作和研究过程中,美国人最为积极,从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到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一直引领时代潮流。相对来说,英国和中国的反应是比较慢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牛津历史写作史》“世界史”条目中写道,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现象,90年代才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世界史的兴起、发展和专业化最初主要在美国,直到作者撰写该条目,即2010年时才有少数国家开始赶上。麦克·本特利在回顾英国当代历史写作时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环境的变化使我们需要“世界史”,需要关于全球环境、食物、服装等方面的历史。我们需要进入这块条件与限制并存、近乎混乱的研究领域,并充分意识到将不列颠同美国或欧洲的发展孤立开来会越来越困难。

    但近年无论英国还是中国,变化都很大。伯明翰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娜奥米·斯坦登教授说,直到2000年,英国高校历史系几乎还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教师,中国史只是以文学为主的传统汉学的一部分,但到2013年英国已经有20多所高校的历史系设立了中国史的教职。英国华威大学、牛津大学在2007和2011年相继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英国学者迅速将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付诸实践,2013年华威大学的乔治·列洛教授推出了《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2015年牛津大学的彼得·弗兰克潘教授出版了《丝绸之路:一部新世界史》。

    中国的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大学教师为数不少,吴于廑先生还在80年代初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即在关注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更迭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整体世界史是对传统世界史即外国史的补充,而非替代。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一个低谷。直到2012年世界史成为新的一级学科之后,世界史学科才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全球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早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也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

    ▍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对立

    那么,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英国和中国对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反应比较慢,而最近又跟进较快呢?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有相似之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世界史和民族史的对立。

    英国的世界史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有共同的理性,人类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通过历史研究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规律。休谟、吉本等人是这种传统的代表。后来从德国引进的历史主义,一方面表现为民族史学,另一方面表现为严格的史料考据。但是英国人最开始接受德国的史学思想就是一分为二的,以阿克顿勋爵为例,他认为在方法方面必须坚守德国式的史料考据,但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又认为在历史的本质方面不能像德国人一样,将历史简单地等同于过去,历史学家应该有现实关怀。

    到后来,英国的世界史和民族史交替上升,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的汤因比、巴勒克拉夫等人,他们延续了英国世界史的研究路径。剧烈冲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H.R.特雷弗-罗珀对汤因比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尽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很畅销,但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它是“不真实、不合理、教条式的”。从他开始到G.R.埃尔顿,实证学派逐渐占了上风,事实上埃尔顿比兰克还兰克。在这个时候谁提倡世界史和全球史都会遭到怀疑或批判。因为历史研究要立足于原始材料,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冲突。中国的世界史是从苏联引入的,受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五种生产方式”的影响,史学家的任务是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要研究外国的历史。正因如此,从建国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世界史是比较受重视的。奥斯特哈默甚至认为,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世界史工作者群体可能在日本和中国。中国的民族史传统也来自德国。受德国历史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如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应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和史料批判的历史传统。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做世界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资料条件是不够的。

    有学者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争论归结为史观派和史料派之争,从建国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观派是占支配地位的,八九十年代则是史料派复兴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王学典先生说:“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史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事实上,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大多属于史观派,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世界史在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步入低谷。

    但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不研究世界史,因为世界史是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工具。如果说民族史的功能是培养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的话,世界史则是一种“国际教育”,两种缺一不可。其次,西方学界对历史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兰克史学占支配地位的过去,人们认为历史只是以研究过去为目的,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还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它应当关注当下。

    从《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和《丝绸之路:一部新世界史》中,可以明显感到两位作者正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关注被历史所遗忘的人群和地区,探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尽管两位作者大量依赖甚至主要依赖二手文献,但丝毫不影响其著作在学界内外获得如潮好评。当人们不再只是从方法或技术的层面去评判历史研究的高下时,心胸就会变得开阔一些,不再像过去那样狭隘极端。再次是资料条件的改善。过去由于受资料条件的限制,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常不得不借助二手资料,因而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很难达到原创水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并下载,现在的问题恐怕是下工夫读的人还不多。

    ▍世界史研究破局之探讨

    民族史与世界史的长期对立是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重要障碍,那么该如何破局?这是我们目前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现在西方学者中不少人提出世界史复兴,对此我深表疑虑。如果直到今天我们还把历史当成哲学来做的话,世界史将永远被人看不起。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不管是世界史还是民族史,都应该从原始材料做起。

    如何破局?首先,要从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专业研究水平开始。我个人倾向于将世界史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即外国史,另一类是晚近出现的“新世界史”,即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全球史。前者应更重视具体问题研究和实证研究,虽然全球史可以更多地利用综合,但也需要有所取舍,尽可能将全球视野与具体问题研究相结合。同美国全景式的全球史相比,英国全球史研究的对象更具体,问题意识更明确,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表现。

    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但到目前似乎还停留在全球史的内涵、意义和可行性争论上,这些争论既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对学理问题的偏好,也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我个人认为,吴于廑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世界史研究值得借鉴。他不仅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而且围绕整体世界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比如前资本主义时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与交往,十五、十六世纪整体世界史的初步形成及其动因等。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

    其次,将个人的学术专攻放入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中,进行历史比较研究。R.I.穆尔是著名的英国中世纪欧洲文明史专家,也是一位世界史学家,麦克·本特利主编的《史学史指南》中“世界历史”条目就是由他撰写的。他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中世纪是欧亚文明大发展、大转型、大分流的时期。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欧亚大陆的农业不仅空间范围扩大,而且生产和经营更为集约,从而为以城市为基本特征的文明扩张奠定了基础。

    但是,经济集约化和社会复杂化也对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使得作为传统价值体系守护者的文化精英面临危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精英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再诠释,从而创造出适应各自环境的新的价值体系。在他看来,12世纪是欧亚大陆前近代传统确立的时期,是人类文明经历的第一次“大分流”。

    布鲁斯·M.S.坎贝尔是著名的中世纪英国农业史专家,不久前转向研究中世纪晚期英国生态环境的变化。他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置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的大环境中思考,于2016年推出了《大转变: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和社会》。在他看来,13世纪后期开始的气候变冷、大瘟疫给亚欧大陆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口锐减和经济萧条,迫使亚欧大陆各地区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西北欧地区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如混合农业容易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发展手工业,发展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贸易等,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大转型。因此,在他看来,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根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转变。从这点看,民族史与世界史并非是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再次,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世界史学术共同体。传统的史学研究是个性化的,一个人、一支笔足矣,但当今的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仅凭个人之力已远远不够,需要更多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列洛教授在《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引言”中坦陈:“尽管有可能获取大量的信息、解释和史学文献,全球史仍难免经常出现偏见。欧洲(西方语言)的学术和档案资料是问题的核心。本书依赖英语(和一定程度少量的其他欧洲语言),这是一开始就要交代清楚的。我也许可以通过指出当材料如此丰富,梳理不同语言的史学之困难来为自己辩解,不过我只想说由于缺乏语言技能,并易于获得熟悉的资料,造成了从初始就有偏见的结果。”

    列洛教授遇到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从事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的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文化上的隔膜、学术背景不一致、语言的多样性等使得世界史研究异常艰难,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团队合作也是消除上述障碍的重要途径。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在武汉大学成立十五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研究室成员包括从事西欧、日本和中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目的就是希望研究不同地区或国别、具有不同语言技能的学人通力合作,优势互补,以便写出真正具有整体性的世界史。今天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高校希望同我国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事实上,在诸如棉的全球史、丝绸之路世界史研究方面,我们中国学者拥有不少相关资料,完全可以和外国学者开展对话与合作研究。总之,由于历史上民族史与世界史的长期对立,英国和中国的世界史都发展缓慢。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化局势和史学自身变化的影响,两国的世界史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要消解民族史与世界史对立的影响,使我国的世界史成熟发展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重视具体问题研究和实证研究,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研究水平;将个人的具体研究放入世界历史大背景中,开展历史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世界史学术共同体等。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原标题为“英国和中国史学的新趋势:民族史与世界史的对立和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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